司马迁受了腐刑之后，为什么还要活着把《史记》写完？

司马迁遇到一件事，这件事放到任何人身上都是灭顶的。

天汉二年，李陵带兵出征，兵败，投降了匈奴。消息传回长安，朝廷上议论纷纷，多半是骂。

司马迁站出来替李陵说了几句话。

他说的是他的判断：李陵这个人平时孝顺、讲信义，带兵也有办法，这一次是以少击众，苦战到矢尽道穷，他投降，多半是想找机会再报汉。

这几句话触怒了汉武帝。

武帝认为他是替李陵游说，还因为这一次出征的主将是李广利，而李广利是武帝宠妃的哥哥，司马迁的话里有贬低之意。

于是他被下狱，判了死罪。

汉代的死罪可以拿钱赎，也可以改处腐刑。他家贫，拿不出钱；朋友也没有人出面。

那就只剩腐刑。

腐刑是什么，我不必细说。我只指出一点：在那时的人看来，受了这种刑的人，已经算不得完整的人了。

这事对他的打击有多大，他在《报任安书》里写得很清楚，说自己在乡党面前抬不起头，说每次想到这件事，汗就湿了衣裳。

我读到这句「每念斯耻，汗未尝不发背沾衣也」，停了很久。

一个人受了这样的辱，按当时的常理，通常是死。

可他没死。

为什么不死？

他自己在信里给了答案，而且给得很硬：人固有一死，死有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

这句话今天人人会说，可它当年是一句很实际的比较：现在死了，和鸿毛一样，什么也没留下；活着把书写完，这个死才重。

我特别想说清楚这一层，因为它常被误会成贪生。

他不是舍不得命，他是舍不得那部书。

那部书是什么？

是《太史公书》，也就是后来说的《史记》。

这件事得从他父亲说起。司马谈做太史令，一生想写一部通史，没写成，临死前把这件事托付给了儿子。

司马迁流着泪答应了。

元封三年，他继任太史令，从此能看到国家藏书，也就是所谓的石室金匮之书。

我想象他那时候的状态：一堆竹简，一个人，一读就是好几年。

从黄帝写到当朝，跨度三千年，这个工程大到吓人。

它不是抄书，是把三千年重新组织一遍。

而他组织出来的样子，是前所未有的。

他把全书分成五体：本纪十二，写帝王；表十，排年月；书八，记制度；世家三十，写诸侯与重要人物；列传七十，写各色人等。

一百三十篇，加起来五十多万字。

我认为这个结构最要紧的地方在于「列传」：他把刺客、商人、医生、滑稽者、侠客都写进去了。

在此之前，史书是王侯的账本；从他开始，史书里有了人。

他还说过一句话，我每次读到都要抄一遍：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

「成一家之言」五个字是核心：他不是在编资料，他是在给出自己的判断。

书中那些「太史公曰」，就是他的判断。

我喜欢这个设计。它承认了一件事：写史的人也是人，他的看法应当写明，而不是藏在叙述里假装没有。

再说说书写成之后的命运，因为这一层最让人心酸。

《太史公自序》里有一句：藏之名山，副在京师，俟后世圣人君子。

他把正本藏起来，副本放在京城，等后世的人来看。

为什么要藏？

我只能推测：这本书里有不少对当朝的直笔，他知道它不容易见容于当时。

后来的事印证了这个担心。《汉书》本传说，司马迁死后，他的书渐渐流传出来；到汉宣帝时，是他的外孙杨恽把这部书祖述出来，才得以公布。

也就是说，这部书是隔了一代人，才真正见了天日。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想到那个在狱中受刑的人。

他忍下来的时候，并不知道这部书会在什么时候被人读到。他只知道，如果自己死了，它就一定没有。

这就是我认为他活下来的全部理由：不是勇气，是一份未完成的工作。

再说一个我常被问到的细节：他的卒年。

这个确实没有定论，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只能说大约卒于武帝晚年或稍后。

我不知道他最后几年是怎么过的。史书在这里断掉了。

我有时想，这也许是最好的结尾：一个人把书写完，然后消失在自己写的那三千年里。

最后我想说一点自己的看法。

《史记》为什么能传两千年？

我以为不只是因为它早，也不只是因为它全。是因为它写得像人写的：项羽垓下别姬、荆轲在殿上追着秦王跑、廉颇负荆、魏公子窃符救赵——这些场面不是记录，是文学。

而文学的力量来自哪里？来自写的人。

一个受过刑的人，写那些失败者、那些不得志的人、那些拼了命也没成事的人，写得格外用力。

《史记》里最动人的，往往不是成功者的本纪，是那些列传：刺客、游侠、货殖、滑稽。

我总觉得，他把自己活下来的那口气，分给了这些人。

还要补一段，因为它关系到这部书后来被人怎么看。

班固在《汉书》里评司马迁，用了八个字：其文直，其事核；又说他不虚美、不隐恶，所以称之为实录。我以为「实录」这两个字是中国史学最高的褒奖，它说的不是写得生动，是写得对得起事实。一部书写了三千年，写当朝写得尤其危险，而它能被同行称为实录，我以为这就是对他隐忍活下来的回报。

可也有完全相反的评价。东汉末的王允说过一句话，大意是：武帝不杀司马迁，使谤书流于后世。这句话见于《后汉书》的记载。

谤书，就是诽谤之书。

我以为这两个评价放在一起看最有意思：同一部书，一边说是实录，一边说是谤书。

差别在哪里？我以为在读者站的位置。坐在朝廷上看，直笔就是诽谤；站在后代看，直笔才叫实录。

一部书能不能等到它该有的读者，是要靠时间的。司马迁自己大概明白这一点，所以他把副本藏起来，留给后世圣人君子。

再说它后来的传。

《史记》到了南朝和唐代，注家渐多，最有名的是三家注：南朝裴骃的《集解》、唐司马贞的《索隐》、唐张守节的《正义》。三家合起来，才把这部书读通。

我以为这说明一件事：《史记》不是一个人写完就完了的，它后面跟着一长串替它作注的人。

一本书要活两千年，需要两千年里一直有人读它、弄懂它、替它解释。

所以我常想，司马迁那句「俟后世圣人君子」，其实说得很准：他等的不是某一个读者，是一整个接力的队伍。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他为什么活下来？

因为那部书里还有很多人没有出生。

他不写完，他们就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