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一边骂汴水「取尽脂膏是此河」，一边又离不开它，这条河到底运的是什么？

唐代有一首诗骂汴水，话很难听：

「东南四十三州地，取尽脂膏是此河。」

这是李敬方《汴河直进船》的句子。骂得很重，可同一批人又年年靠这条河吃饭，谁也没说要把它废掉。

因为它运的不是商货，是漕粮。

漕运这两个字，拆开看就明白了：以水道转输，曰漕；所转输者，主要是粮。朝廷收上来的租米，要用船一趟趟送到都城去，这条路就是王朝的输血管。

所以问题不在愿不愿意，而在都城能不能不吃饭。

关中号称沃野，可到了唐代，人口往那里堆，粮食却不够了。长安城里住着皇室、百官、禁军、工匠、商旅，加上流寓的人口，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口子，本地的田撑不住。

于是出现一个很尴尬的局面：皇帝带着朝廷去洛阳，因为洛阳离粮近。高宗、武后都常年在东都，玄宗早年也屡次东幸，旧时遂有「逐粮天子」的说法。

我第一次读到这个称呼，觉得刺眼。可它恰恰说明一件事：都城的位置，是被粮食牵着走的。

那么江淮的米怎么进关中？

大致是这么一条路：江南的船出长江，入邗沟，也就是古称山阳渎的那一段，到淮水；再由淮入汴水，溯流而上到汴口，进黄河；黄河西行，最险的一段在三门峡，河心有石如柱，名砥柱，水势激，舟人畏之，历代覆溺者多；过了这一段，再转入渭水，才能到长安。

一路换水、换船、换人，中间还要过陆运转搬的地方。看似一条河，其实是好几段水路拼起来的。

拼起来的地方最容易出事。

开元年间裴耀卿看明白了这一点。他不当作一整条路来运，而是分段：沿河设仓，水浅则止，船到仓即卸，等下一段水合适再走。江淮的船不必穿越全程，只需把自己这一段跑好。

《新唐书·食货志》记他行此法三年，运米七百万石。这个数字我照史书抄，不敢替它加减。

后来刘晏接手，把这件事做得更细：他造船，按水路深浅分船型；他雇人，不再无偿征发民夫；他把米装袋，减少装卸损耗；他定下「江船不入汴，汴船不入河，河船不入渭」的规矩，各段各管各的。

这些办法听起来都很平常，可合在一起，等于把一条靠天吃饭的水路，变成了一套有分工的系统。

我读到这一段时想了很久：古代的技术条件并不比前朝强多少，变的只是组织方式。

代价呢？

代价很大。船工、纤夫、仓吏、脚费、损耗，一层一层加上去，最后都算在纳粮的人头上。运费之高，旧有「斗钱运斗米」的说法，虽是形容，方向不错：米到了长安，价钱早已翻了几番。

而且漕粮之外还有「耗」。粮在船上会撒、会湿、会霉，收粮的要补这个数，于是有加耗；量米的时候还有斛面的讲究，尖了平了，差别就出来了。这些琐碎名目，才是百姓真正感到疼的地方。

还有一件我觉得必须先说清楚的事，因为它决定了后面所有的评价：漕运的账是怎么算的。朝廷算的是一石米进了太仓，地方官算的是今年的额有没有完成，船户算的是这一趟能不能保住本钱，纤夫算的是拉完这一段能不能换一顿饭。四本账各不相同，而它们共用同一条河。历代争论漕运该不该改、该怎么改，争的从来不是河，是这几本账怎么摆平，因为修河要钱、造船要钱、养兵护漕要钱，而钱最终只有一个来处，就是田里的人。所以我读史时有个习惯：凡看到某朝某年漕运「大治」「岁增」这样的记载，都会多问一句，是谁增了，又是谁出的。

再说那些因它而兴的城市，因为这是漕运留到今天的痕迹。扬州、淮安、济宁、临清，这些地方在地图上是沿运一线排开的，它们之所以在几百年里一直是繁盛之地，靠的不是本地的物产，是来往的船。船一停就要补给，补给就要商铺、客栈、脚行、钱庄，人聚起来就成了市。我看到过一个说法，说沿河的某些城镇，最盛的时候街上的人一半以上靠漕吃饭，具体数字我不敢引，方向大致如此：一条运河养出了整整一串城市，而这些城市的命运也就和它绑死了。

绑死的后果，在它停运的那一天才显出来。海运一开，河运一停，沿线的码头先是冷清，接着是商铺关门，再接着是一座城的整体衰退。这种衰退不是战争造成的，也不是灾荒造成的，只是因为船不来了。

我认为这是读漕运史最该记住的一层：一项制度一旦长期存在，就会有成千上万的人把生活建在它上面，改制度的时候，当局看到的是效率，沿岸看到的是生计。

所以那句「取尽脂膏」，骂的并不是水，是账。

宋代把都城放在开封，理由也差不多：开封就在运河边上，米到得更方便。北宋岁漕常额，一般说在六百万石上下，这个数见于《宋史·食货志》，历代略有出入。

元代另开一路。它定都大都，运河绕远且时通时塞，于是大规模试行海运，由朱清、张瑄等人主持，自江南沿海北上。海运省时省钱，可风涛之险不小，沉船的事常有，两朝都曾为之争论。

明初一度海陆并行。永乐迁都北京之后，运河又成了命脉：会通河一段淤塞，永乐九年命宋礼疏浚，据载采纳汶上老人白英之策，筑坝分水，水量才稳住。此后明清两代相沿，设漕运总督，驻淮安，管的是一条河和沿河数省的粮。

一个衙门驻在河边，专管一件事，可见这件事在国家里占多大分量。

那么它是什么时候结束的？

结束得很晚，也很平静。道光年间运河淤浅，朝廷试行海运；咸丰以后，战事阻断，河运更难；到光绪二十七年，漕运正式停止，改征折色，也就是把粮折成银子。

从诏书上看，这只是税制的一条改动。可从实际看，一条用了上千年的水道，从此不再是国家的命脉。

我很想知道当时沿河那些靠漕运吃饭的人后来去了哪里，史料里他们多半没有名字。

回过头看，漕运这件事最值得说的，不是它有多浩大，而是它有多不自由。

都城定在北方，粮产重心却在东南，这个错位一旦形成，就得靠一条河年年去补。补的办法可以改，朝代可以换，错位却一直在。

所以运河不是一条景观带，它是一笔长期欠账的还法。

而那句诗骂得也没错：被取尽的脂膏，从来不是河里的水，是两岸的人。

我常觉得，读运河史最好从这首诗读起。它先把结果告诉你，剩下的一千多年，都是在解释这个结果是怎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