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鱼肚子里怎么会有信？古人的信到底长什么样？

汉乐府里有一首《饮马长城窟行》，中间四句很奇怪。

「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客人送来两条鲤鱼，叫孩子拿去煮，煮开一看，里面有封信。

我第一次读就觉得不对：鱼肚子里怎么会有信？

后来才知道，双鲤鱼根本不是鱼。

它是两块木板，刻成鲤鱼的形状，一底一盖，把信夹在中间。

这就是函。

所谓「烹鲤鱼」，就是打开这个木函，把里面的信取出来。

我弄清楚这件事之后，觉得又好笑又佩服：一个打开信的动作，被写成了一场烹饪。

而这个误会居然成全了一个词——从此以后，「双鲤」就成了书信的代称。

我以为这是中文里很有意思的一件事：一个误解，用了一千年，就成了典故。

不过误会也不全是误会。木板为什么要刻成鱼形？

我以为可能只是取个吉利，也可能只是好看。这一点我不敢强作解释，只能说：古人愿意在一件实用之物上花这种心思。

再说信本身。

古人写信，写在什么上？

最早的信写在竹木片上，叫简，也叫牍、札。一片写不完，就写几片，编起来。

后来有了帛。帛贵，所以一封信用的帛很小，大约一尺见长，叫尺素。

我以为「尺素」这两个字很妙：它本来是量尺寸的话，后来成了信的名字。

就像「尺牍」「尺书」，都是这么来的。

纸普及之后，信就写在纸上了，可「尺素」「尺牍」这些名字留了下来。

我以为这是语言的一个规律：载体换了，名字不换。

另一个代称是「鱼雁」。

鱼是双鲤，雁是鸿雁。

鸿雁传书用的是苏武的典故：苏武被扣在匈奴，汉使说天子在上林苑射得一只雁，雁足上系着苏武的信，匈奴只好放人。

这个故事见于《汉书·苏武传》，我以为不必全信，可它给了后人一个极方便的比喻：雁会飞，会往南往北，正好替人带信。

于是「鱼雁」两个字合在一起，成了书信最文雅的代称。

再说信怎么封。

我以为这一段最值得说，因为它最见古人的仔细。

简牍写好之后，要按顺序排好，用绳子捆起来。

捆好之后，再盖上一块木板，叫检。

检上刻一道凹槽，绳子正好卡在槽里，然后在绳结的地方压上一团泥，泥上盖印。

这就是封泥。

我以为这个设计很聪明：泥干了之后是硬的，要拆信就得把泥敲碎，一旦敲碎就合不上了。

也就是说，一封信有没有被人偷偷拆过，看封泥就知道。

这不就是今天的封条吗。

两千多年前的人，已经在想办法对付私拆了。

我读到这一段时觉得，人和人之间的不放心，原来这么早就有了。

再说递送。

官家的文书有驿传，沿途换马换人，递得很快。

可民间的信没有这个待遇。

一封家书，多半要托人捎：同乡要回去了，商队要往南走了，老家的亲戚托人来信了。

捎信的人顺不顺路、什么时候走、路上顺不顺利，都决定这封信多久能到。

我以为这是理解古人书信的关键：一封信寄出去，往往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到，甚至不知道能不能到。

所以杜甫说「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

我一直觉得这两句的分量在于「抵」字：它不是说信珍贵，是说在那种时候，一封家书的价值，要用金子来比。

乱世里最贵的东西，是知道家里人还在。

还有一点我想提：古人写信，开头结尾都有格式。

开头要写「某再拜」「某顿首」，结尾要写「不具」「不宣」一类的话。

我以为这些套语不是废话。它们的作用相当于今天的称呼和落款：告诉对方我是谁、我对你是什么态度。

一封信要说得清，先得把关系说清楚。

最后我想说说我自己的感受。

今天一封信几秒钟就到了，可我们很少再写信。

古人写一封信要等几个月，他们反而写得认真：写天气、写饮食、写孩子长高了多少、写院子里的树。

我以为这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封信要走很久，要替自己在一个远方的人面前待很久。

慢，反而让信变成了信。

而那个打开木函的动作，被写成了煮鱼。

一千多年后我们还在读它，我想是因为每个人心里都有过那种时候：等一封不知道什么时候会来的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