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诗人里唯一做到封侯的，为什么是那个五十岁还在求人接济的高适？

高适这一生，是唐代诗人里最特别的一个。

特别在哪？

在他发达得晚，又发达得彻底。

《旧唐书·高适传》里有一句评语：有唐以来，诗人之达者，唯适而已。

达，就是显达。

这句话的意思是：唐代那么多诗人，真正做成了大官的，只有高适一个。

李白做过翰林待诏，没多久就走了；杜甫做过左拾遗、做过工部员外郎一类的小官；王维做到尚书右丞，算不错；可没有一个像高适这样，做到节度使，封了侯。

我第一次看到这句评价，就想知道他是怎么做到的。

答案有点出人意料：靠的不是诗，是判断。

先看他的前半生，因为那一段实在不好。

高适少年丧父，家里穷。他客居在梁宋一带，也就是今天河南商丘附近。

《旧唐书》说他曾经「以求丐取给」，也就是靠乞讨和借贷过日子。

这句话我读到时很难过。一个后来封侯的人，年轻时候要靠讨饭活着。

他也不是没努力。他去过长安，想求出路，没成。他四处游历，结交朋友，写诗，名声渐渐有了，可官运一点没有。

我以为这一段最能说明他的性格：他没有被穷困压垮，也没有放弃。

快五十岁的时候，他终于考上了。

天宝八载，他应制举登第。制举是皇帝特诏举行的考试，中了直接授官。

授什么官？封丘尉。

一个县的县尉，管捕盗、催税。那年他快五十了。

我以为这个年纪做县尉，在唐代是很尴尬的事。

更尴尬的是他知道这活儿是什么性质。县尉要鞭挞百姓，他做不到。

于是他弃官了。

这个决定我一直觉得很重要：五十岁才得来的官，说不干就不干。

接下来这一步，是他一生的转折。

他去了河西，进了哥舒翰的幕府。

哥舒翰是当时最有名的边将之一。高适在幕中做掌书记，写文书，也参与谋划。

我以为这一步最关键：他没有继续在文人的圈子里转，他进了军幕。

在那里，他看见的是真实的边事：粮饷、赏罚、士卒的苦乐、将帅的骄惰。

他最有名的那首《燕歌行》，就是这种眼光的产物。

「战士军前半死生，美人帐下犹歌舞。」

这两句我读过很多遍。它写的不是泛泛的边塞，是一个具体的对比：前面的人在死，帐里的人在听歌。

我以为能写出这两句的人，不只是诗人，是懂军队的人。

他知道一支军队为什么会败。

然后就是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乱起。哥舒翰奉命守潼关。高适在军中。

潼关失守，哥舒翰被俘，长安震动。

这时候高适做了一个决定：他往行在去，追上出奔的玄宗。

我想象那个场面：兵荒马乱，一个大乱中往皇帝所在的地方赶。

他赶到之后，向玄宗陈说了潼关之败的缘由。

说什么？

史书记他言辞激切，说了监军之弊、说了将帅受制于人的问题。具体的话我不能替他编，只能说：他说的是制度上的毛病，不是替谁开脱。

玄宗听了，擢他为谏议大夫。

我以为这是高适一生最关键的一次机会：他在最乱的时候，给出了最清楚的分析。

从此他的官职一路往上。

淮南节度使、蜀州刺史、剑南西川节度使——这些都是有实权的方面之任。

广德二年，他被召还朝，做刑部侍郎、左散骑常侍，封渤海县侯。

永泰元年卒。

从五十岁的县尉到封侯，中间不过十几年。

我常想，为什么是他？

我以为有三条。

第一条，他懂实务。他在幕府里做过事，知道军队和地方的运转，不是只会写文章的文人。

第二条，他敢说话。弃官、陈事，都不是讨巧的事。

第三条，也是我觉得最要紧的一条：他赶上了乱世。

太平年月，官职按资历排，一个五十岁的县尉没有机会。乱世不同，乱世要能办事的人。

我以为这一点最值得说：他的显达，一半来自他的能力，一半来自时代缺人。

再说回他的诗。

高适的诗，我最喜欢的是那首送别之作：

「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

这是《别董大》。

我小时候只觉得这两句豪迈，后来才知道它沉重。

写这两句的时候，他自己也还没发达。一个五十岁还在漂泊的人，劝另一个人别担心前路。

我以为这就是高适最好的地方：他自己的路很难走，可他说出来的话，是给别人的鼓舞。

他和岑参并称高岑，两人都是边塞诗的代表。

可我以为他们很不同：岑参写的是边地的奇，高适写的是军中的不平。

一个是地理的目光，一个是人间的目光。

我私心更喜欢高适，因为他看见的是人。

最后我想说一点关于他前半生的看法。

很多人读高适，只注意他封侯这件事，把它当成励志故事。

我以为这样读会漏掉一半。

他五十岁之前那几十年，不是等待，是积累。他在梁宋之间游历，看的是民间的样子；他在幕府里做事，看的是军政的样子。

没有这几十年的看，他在玄宗面前说不出那些话。

所以我认为他不是晚成，他是一直在准备，只是机会来得晚。

一个人到五十岁还没有起色，多数人就放弃了。他没有。

我想这才是他最值得记住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