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会秃、墨会尽、纸会用完，为什么只有砚台能一直留下来，还越旧越值钱？

文房四宝里，砚是唯一一个不会用完的。

笔会秃，墨会短，纸一张张少下去。砚天天被磨，却越磨越润。

我想这件事本身就决定了它的命运：消耗品用完就完了，不消耗的东西才会被留下来。

砚一开始甚至不是现在这个样子。

最早的形态叫研磨器，一块石板，配一枚小研石。汉代的墨是丸状的，不能直接拿着在石板上画，得把墨丸放在石板上，用研石压着加水磨开。

所以早期的砚常带着一枚研石出土，这是判断早期砚的一条线索。

后来墨改成可以直接手持的墨锭，研石就用不着了，砚台才成了我们熟悉的那个样子：一个浅池，一个墨堂，有的还留一处水池。

这个变化看似小事，其实是配套的：墨变了，砚就得跟着变。

材质上，砚并不只有石头。陶砚、瓷砚、铜砚、铁砚、玉砚、漆砚都有，汉魏时期陶砚、铜砚并不少见。后来石砚占了上风，因为石头的性质最适合磨墨。

那么什么样的石头才算好？

古人评砚，先论发墨。

发墨说的是两件事合在一起：下墨要快，磨出来的墨汁要细。只快不细，写出来颗粒粗；只细不快，磨半天不出汁。两者兼得，砚才算好。

米芾写过一部《砚史》，反复讲的正是这个。他不尚浮华的纹路，讲究实用。这个态度我很赞成。

还有一条叫护毫：砚面太滑，磨不出墨；太粗，又伤笔。旧传苏轼论砚有「涩不留笔，滑不拒墨」之说，说的是砚面对墨与笔两头都要合适。

这两句话我一直觉得是评砚最中肯的标准：砚不是给墨用的，也不是给笔用的，是给两者之间的关系用的。

名砚之中，端砚居首。

端石出广东肇庆端溪一带，唐代已见采石。李贺写过一首《杨生青花紫石砚歌》，有两句极有名：「端州石工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云。」

「踏天」二字我读过很多遍才读出味道：采石的坑在山上，石工要下到坑洞里去，头顶就是石壁，所以说踏天。

一方砚台背后是要下洞的，这一点常被忘掉。

端砚的石品有专名，青花、鱼脑冻、蕉叶白、火捺、冰纹，这些名字都是形容石里的纹理和色斑。青花要在水中才看得清，据说是细微的点状纹；鱼脑冻是一团白润如凝脂的晕；火捺则像被火烙过的紫红痕。

这些名目起初是石工的行话，后来成了鉴赏的术语。

歙砚出婺源龙尾山一带，唐开元间已开采，南唐时设官督采。它的纹理又是另一路：眉子，像眉；罗纹，像绫罗的经纬；金星、金晕，是石里的金属矿物点。

我很喜欢「眉子」这个名字。一块石头里有纹像一道眉，这已经是审美了，不是实用。

另外两种名砚也值得一提。洮河砚出甘肃洮河，石色多绿，宋时已贵重，黄庭坚有诗称之。澄泥砚则根本不是石头，它取河泥澄洗，去粗留细，入模成型，再烧成，性质近于陶，产地有绛州、虢州等处。

澄泥砚最能说明一件事：砚的本质是「能发墨的面」，材料并不拘。

既然是面，就会越用越润。

一方砚用了几十年，墨堂被磨得发亮，手抚着有一层温润的光，收藏的人管这个叫包浆。它其实是墨与手共同磨出来的痕迹。

我认为这才是砚能传家的真正原因：它上面留着前一个使用它的人的时间。

笔和纸留不住，墨自己会化掉，只有砚把日子一层一层吃进石头里。

文人因此把它看得很重，索性叫「砚田」。苏轼有句诗：「我生无田食破砚。」没有田产，靠一方破砚过活，这是自嘲，也是自认。

我读到这一句总要停一下。把砚称作田，等于承认它是生产资料，写字这件事被当成耕种。

耕种的意思就是：不问收成，年年都得下地。

还有一类砚值得一提，叫抄手砚、淌池砚，是按形制取的名；又有随形砚，就着石头的天然形状略加修整，砚工叫「因材」。这类砚最能看出工匠的眼光。

一块石头拿到手，先看哪里该去、哪里该留，留的多，说明看得准。

我觉得鉴赏砚有一条朴素的标准：看它省了多少。好砚往往不是工多，是工少而恰好。

最后说回开头那个问题。

砚之所以能一直留着，是因为它在四宝里承担的角色不同。笔、墨、纸都是经过它才成为字的，它们自身是过程，砚是把过程固定在案上的那个东西。

用完的一天总会到，可案上那方石头，谁也舍不得换。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考古出土的文房器物里，砚常常独存。它等得到人，人也等得到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