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并没到过岳阳楼，他凭什么写得出来？

《岳阳楼记》是一篇很奇怪的文章。

它写的那座楼，作者当时并没有看见。

庆历六年，范仲淹被罢去参知政事，出知邓州。邓州在今天的河南，离洞庭湖很远。

而岳阳楼在湖南巴陵，是滕子京重修的。

滕子京和范仲淹是同年，也是朋友。他被贬到巴陵，到了之后做了一件事：重修岳阳楼。楼修好了，要有人写篇文章记下来，他就想到了范仲淹。

于是寄了一幅《洞庭晚秋图》和相关资料过去。

范仲淹是看着图写这篇文章的，这一点宋人有记载。我没有把握说它百分之百可靠，但持此说者不少，而且文章本身也留着痕迹。

比如开头的写法：他不是从登楼写起，他是从「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写起。

观，不是登。

我认为这个字很要紧：他承认自己是看着看的，不是站上去看的。

那么问题来了。

一个没到过现场的人，凭什么写出千古第一的楼记？

我的答案是：他写的根本不是楼。

他把文章分成了两层。

第一层写景，而且写得极有章法。他写了两种洞庭：一种是霪雨霏霏，阴风怒号，浊浪排空，这时候登楼的人会满目萧然，感极而悲；一种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一碧万顷，这时候登楼的人会心旷神怡，把酒临风。

他把悲和喜都写足了。

然后他否定了这两者。

这就是第二层：他说，我尝求古仁人之心，异二者之为。

什么意思？

意思是：天气坏就悲伤，天气好就高兴，这样的心情是被外物牵着走的。古仁人不这样。

他们不会因为自己的处境、也不会因为眼前的景象而改变心意。

这一转，文章就从楼上升到了人。

接下来那两句就出来了：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我读到这两句时，第一反应是：这不是写楼的句子。这是写自己的句子。

那么他凭什么敢这样写？

因为他一生就是这么过的。

范仲淹的出身很苦。他两岁丧父，母亲改嫁朱氏，他在朱家长大，很长一段时间并不知道自己的身世。后来知道了，就辞别母亲去读书。

苦读的故事流传很多，最出名的是划粥：每天煮一锅粥，凉了划成四块，早晚各吃两块。这个故事见于宋人记载，细节我不敢尽信，可他少年清苦这一点是确凿的。

大中祥符八年，他中了进士。

中进士之后，他做的第一件大事，是在西北。

康定年间，西夏犯边，朝廷派他和韩琦一同经略陕西。他到任之后，主张筑城、屯田、练兵，不急于求战，先求稳固。

这个方针对不对，后人有过争论。可它见效了：边境渐渐稳住，边地的人编出歌谣来唱他。

我记得大意是：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

一句民谣，比任何碑文都实在。

庆历三年，他被召进朝中，做参知政事，相当于副宰相。也就是这时候，他上了《答手诏条陈十事》，提出了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等十条。

这就是庆历新政。

新政推行不到一年就停了。反对的人很多，理由是被触动了利益的人太多。他自请罢去，出为地方官。

写《岳阳楼记》的时候，正是他被罢之后。

我把这个时间摆出来，是想说一件事：那两句「先忧后乐」，不是得意时说的话，是失意时说的话。

一个人在被贬之后，还能说出「忧在天下之前，乐在天下之后」，这才是它真正重的地方。

我认为这是全文最难的一层：它不是口号，是一个人在最低处给出的回答。

还有一件事我想提，因为它比文章更能说明这个人。

皇祐初年，他在苏州买了田，设为义庄，用田租来供养族中贫乏的人：给口粮、给冬衣、给婚丧嫁娶的资助，还供子弟读书。

范氏义庄此后延续了数百年。

我读到这段史料时想了很久。一个人写下了「先忧后乐」，然后掏钱把它做成了一个能运转的制度。

文章人人会写，义庄不是人人会办。

皇祐四年，他死在赴颍州的路上，年六十四。谥文正。

文正这个谥，是文臣谥法里最高的一等。

再说回那篇文章。

它有没有缺点？有。写景的两段，是照着图和前人文字写的，未必处处真切；中间那一段议论，也有人嫌它太直。

可我仍然认为它是古文里最好的几篇之一。

原因只有一个：它敢在写了景、写了情之后，再把它们全部推倒，说出一个人应该怎样。

推倒自己刚写好的东西，这需要力气。

最后我想说一点我自己的体会。

很多人都去过岳阳楼，站在楼上念那两句。可这两句话本来不是站在楼上说出来的。

它是在一间远离洞庭的书房里，看着一幅图，由一个被贬的人写下的。

所以这座楼最要紧的，从来不是那座楼。

是一个人在最低的时候，没有只想着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