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主持科举时，为什么把那些写得最漂亮的文章全黜落了，还因此被人拦马辱骂？

嘉祐二年那一场科考，是北宋文风的一道分水岭。

主考官是欧阳修。

那一榜放出来之后，京城炸了锅。落第的举子聚在一起骂他，据说有人拦住他的马头喧哗，还有人写了祭文送到他家里，等于咒他死。

骂得这么狠，不是因为他取了谁，是因为他黜了谁。

被他黜落的，是当时写得最「漂亮」的那批文章。

那么当时的漂亮是什么样？

宋初的文风，承着晚唐五代的习气。一种毛病是堆砌：用典要密，辞藻要艳，四六对仗要工整。西昆体就是这一路的代表，读起来华美，可说的事情不多。

另一种毛病后来更流行，叫太学体。

太学体的做法正好相反，它不华丽，它要怪。用生僻的字，造拗口的句子，故意让人读不通，以难懂为新奇。

我第一次读到太学体的例子时觉得荒唐：一篇文章的目的本来是让人懂，它却以让人不懂为能。

可这种风气一旦形成，就很难扭转，因为考试就是指挥棒。上一榜取了险怪的文章，下一榜所有人都学着险怪。

欧阳修看得很清楚：要改文风，只能在考场上改。

于是嘉祐二年他权知贡举，与梅尧臣等人同任考官，定下一条规矩：凡为险怪之语者，一概黜落。

这个决定是有风险的。

考官黜人，黜的是举子的前程。那些人苦学十几年，练的正是这一路文章，忽然被告知这不算数，怨气可想而知。

所以马前那一幕，我觉得几乎是必然的。

欧阳修顶住了。

我常常想，一个主考官最难的不是判高下，是在众怒之下不改判。

那么他取中的是什么样的文章？

他主张的很简单：把事情说清楚，话说完就停。他自己论文，有「简而有法」四个字；又说「道胜者文不难而自至」，意思是肚子里真有东西，文章自然就出来了，不必在外表上用力。

这几句我在《答吴充秀才书》一类文章里读到过，当时只觉得平平，后来才明白它是在跟一整个时代的趣味作对。

结果是那一榜的名字。

苏轼、苏辙、曾巩，同榜登第。

这一件事本身就足以让欧阳修挨的骂都值了。

除此之外，那一榜里还有曾布、吕惠卿、章惇，后来都是新党的重要人物；有程颢，有张载，后来是理学的开山人物。

一份名单里，同时装下了文学家、政治家和哲学家。

我每次看这份名单都觉得不可思议，可它又不完全是运气。

这里有个值得说的细节：苏轼那一年的应试文章，有一处用典，欧阳修看不明出处，问梅尧臣，梅尧臣说是想当然，欧阳修不但没怪他，反而说此人可谓善读书、善用书，他日文章必独步天下。

这个故事见于宋人记载，真伪我不敢断定。可我喜欢它说明的一点：欧阳修要的是能自圆其说的人，不是背得出出处的人。

他还说过一句更厉害的话，大意是：我应当避路，放他出一头地。

一个主考官说出「让路」两个字，我觉得这是那一榜真正的收获。

再说说欧阳修自己。

他并不是天生的古文家。他自己讲过，年轻时也好骈俪，后来才悔悟。这个转变过程我觉得很重要：他不是站在高处教训人，他是从那堆华丽的文章里自己爬出来的。

所以他批太学体，批得有分寸。他不是要文章朴实到干瘪，他是要文与道相配。

《醉翁亭记》写得那样流转，《秋声赋》写得那样萧瑟，《五代史伶官传序》却写得极有骨力。这三篇摆在一起，你才看出他所谓「简」不是少，是准。

我私心最爱《五代史伶官传序》里那几句：盛衰之理，虽曰天命，岂非人事哉。

一句话把五十年的乱世说完了。这就是他要的那种文章。

回到嘉祐二年。

那一榜的意义，其实不止于取中了几个天才。

它确立了一个标准：写文章的目的是把话说明白。

这个标准今天我们听着平常，可在当时是要有人冒着被拦马辱骂的代价去立的。

我常想，革新文风这件事，靠写文章是改不动的，得靠改评价标准。

欧阳修抓住了那个位置。他不是写得好才改变了风气，他是掌握了取舍才改变了风气。

落第的人骂了他一阵，名字都没留下。

而被他取中的那几个人，后来把宋代的文章、学问和政治都撑了一半。

我想这就是主考官这个位置的分量：你黜掉一万人，可能什么也没发生；你取中三个人，时代就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