嵇康临刑弹了一曲《广陵散》，说此曲从此绝矣——一支曲子，为什么会绝？

嵇康死的那天，要了一样东西。

不是酒，也不是纸笔。是一张琴。

《晋书·嵇康传》记这件事记得很平静：他被押到东市，神色不变，索琴弹之，弹的是《广陵散》。

弹完之后，他说了一句话。大意是：袁孝尼曾经想学这支曲子，我吝惜不肯教，《广陵散》从今天起绝了。

这句话我读过很多遍。

一个人临死前想到的，不是自己，是一支曲子没人接。

我总觉得，这里头有一种很硬的骄傲：他知道自己要死了，也知道手上这支曲子要跟着死。他并没有因此慌张，只是把这件事说清楚。

那么问题来了：一支曲子，为什么会绝？

今人会觉得奇怪。曲子不是记在谱上的吗？谱在，怎么会绝？

这就说到古今音乐传承的根本差别。

嵇康那个时代的琴曲，主要靠师徒之间口传心授。谱子即使有，记的也只是指法和弦位，节奏、轻重、气息、分句，全在老师手上，全靠一遍一遍地听、一遍一遍地对弹。

所以一首曲子的存亡，不在谱上，在人身上。

会的人肯教，它就活；会的人死了，或者不肯教，它就断。

我以为这才是「于今绝矣」四个字的分量。他说的是一句事实陈述，不是一句感叹。

那么，袁孝尼是谁？

袁孝尼名准，是当时的人，曾经向嵇康求教这支曲子，嵇康没有答应。

他为什么不肯教？

我只能推测。也许是他认为这个人还不够，也许是另有顾虑，也许是性格上的吝惜——史书只用了「靳固」两个字，意思是吝惜而不肯给。

我读到这两个字时有些不舒服：一支那么好的曲子，因为一个人的不肯，就断了。

可我又想，这正是古人对自己东西的态度：它在我手里，我有权决定给谁。

这种态度今天看来近乎固执，可在那时，它保证了传授的严格。

再说他为什么会被杀。

嵇康是魏宗室的女婿，这一点很要紧：他和曹魏有姻亲关系，而当时的权力已经落到司马氏手里。

他又不肯合作。

他的主张写在文章里：越名教而任自然。大意是，那些礼法名教不是天然的东西，人应该顺着自己的本性活着。他还说过不赞成汤武革命、不赞成周孔的话，这在当时是很大胆的议论。

我读到这些，觉得他不是不懂危险，他是懂了以后仍然要说。

最著名的一次拒绝，是写给山涛的信。

山涛也是竹林七贤之一，后来出仕了。他要荐嵇康出来做官，嵇康写了《与山巨源绝交书》。

这封信写得极有意思，他一条一条列：有七件事我一定受不了，有两件事绝对不行。其中包括要早起上班、要正襟危坐、要应酬宾客、要处理公文，还说自己心不快就要发脾气，不适合做官。

我看这封信的时候常常笑出来：他用一整篇文章说明自己不适合做官，理由全是很小的事。

可小事背后是大事：连这些小事都不肯迁就的人，怎么可能在朝堂上低头。

所以这封绝交书，不是绝交，是表态。

还有一个故事我更喜欢。

相传他在家门前的柳树下打铁，钟会带着人来拜访。他没有起身理会，继续打。钟会要走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何所闻而来，何所见而去？」

你听说了什么才来，看见了什么才走？

这句问得很不客气。钟会的回答也巧：「闻所闻而来，见所见而去。」

这个回合见于《世说新语》一类记载。我喜欢它，是因为它把两个人的性格都写出来了：一个不肯周旋，一个记下了这笔账。

后来钟会进谗，嵇康被杀。直接的案由是吕安一案的牵连，但那笔账大概也在里头。

死时四十岁，一作三十九。

再说他的音乐思想，因为临刑那一曲和他平生的主张是一贯的。

他写过一篇《声无哀乐论》，主张声音本身无所谓哀乐，哀乐是听的人心里先有的。

这个论点在当时很新，今天读也还是新。它意味着：音乐不是情绪的容器，情绪是人自己带去的。

我又想到他写过一篇《琴赋》，赞美琴的材质和声音。他这个人，是把琴当作一件认真对待的事物的，不是消遣。

所以东市那一曲，我以为是他一生主张的最后一次实践：声音里没有哀，哀的是在场的人。

最后补一件事，因为它常被误会。

《广陵散》真的绝了吗？

大概没有。

明代朱权编的《神奇秘谱》里，还收着《广陵散》的谱，共四十余段。也就是说，后世仍有此曲流传。

不过这份谱是否就是嵇康所弹的那一支，学界一直有讨论，有的认为另有来源，有的认为保留了古曲的面目。我不敢替它下结论。

我只能说：嵇康当时那一支，确实随他而止；后人所弹的《广陵散》，是另一条线索上的东西。

一支曲子能不能传下去，说到底靠的不是名声，是有人肯教、有人肯学。

嵇康的曲绝在他自己手里，这大概是他一生最后一个、也是最不肯妥协的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