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永自称「奉旨填词」——这四个字是潇洒，还是苦？他考到多少岁才中进士？

柳永考了很多年进士，一直没考上。

后来有一句话，把这件事说成了一个笑话，而且这个笑话传了一千年。

柳永原名三变，字耆卿，福建崇安人。他很小就写词，而且写得极好——好到什么程度？当时的人说他的词传得很广。

宋人笔记里记了一件事：他的词传进了宫里，仁宗也听见过。后来他去考进士，本来已经在榜上，仁宗看了名字，说了一句大意是「且去填词」的话，把他的名字划掉了。

于是柳永落第，而且落得很不体面——不是文章不行，是名字被人划了。

后来他索性自称奉旨填词柳三变。

这件事我不敢说一定就是这样，因为它是笔记里记的，不是正史。可我觉得它传得这么广是有原因的：它把一个人的半生，压缩成了一句玩笑。

奉旨填词这四个字，听着很潇洒，其实很苦。

因为那不是他自己选的，是有人替他定了：你只能做这个。

我想他后来一直用这个自称，有一点自嘲，也有一点不服——你不让我考，我就说我是奉你的旨。

可不管怎么说，他考了很多年，这是真的。

那么他到底考了多少年？

柳永中进士是在景祐元年（1034），这一年很关键。

他大约生在太宗雍熙年间，也就是984年前后。照这个算，他中进士的时候已经五十岁上下了。

也就是说，从青年到五十岁，他考了几十年。

而他原来叫三变。这三个字是从《论语》里来的：君子有三变，望之俨然，即之也温，听其言也厉。是长辈对他寄望很深的名字。

后来他把名字改成了永。

改名的原因，材料上讲得不完全一致；有人说是久试不第，改名以求改变，我不敢说死。

我只知道，一个五十岁的人把用了半辈子的名字改掉，这件事本身就已经很说明问题了。

那么他的词，为什么传得那么广？

关于这件事，有一句很出名的话：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

这句话是宋人叶梦得记的，出自《避暑录话》。

井水处，就是有人住的地方，也就是凡是有人烟的所在。也就是说，只要有人家，就有人唱他的词。

这个说法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夸张，后来想想并不夸张。

因为柳永写的东西，本来就是拿来唱的。他和当时的乐工、歌者来往很多，写的时候心里有调子，写出来就能入乐。

而更要紧的一处，是他写的慢词。

词本来多是小令，短；柳永大量地写长调，把一件事铺开来写，一层一层地说。这样一来，词能装的东西就多了——可以写路上，写一座城，写一段离别的过程。

我觉得这一点是他的真贡献：他把词从一小段情绪，变成了一段可以展开的叙述。

所以唱的人爱唱，听的人爱听。而凡有井水处那句话，说的就是这件事的后果——他的词不是被文人传抄开的，是被唱开的。

还有一件事最能说明他在士大夫中间的位置，我每次读到都觉得心里不舒服。

宋人笔记里记了这样一段：柳永去见晏殊，晏殊当时已经是很有地位的宰相，也是写词的人。

晏殊问他：你近来也作曲子吗？柳永说，和相公一样，也作曲子。

晏殊笑了，说：我虽然作曲子，可我从来没有写过彩线慵拈伴伊坐这样的句子。

彩线慵拈伴伊坐，是柳永写过的句子，写一个女子懒得拈起针线，只陪着那个人坐着。晏殊拿这一句来堵他，意思是我们不一样。

这段对话我觉得比任何评语都清楚：堵他的不是外人，是同样写词的人。

也就是说，当时的文人世界有一条线——写可以，写到这个地步不行；而柳永一直在那条线的另一边。

我想他大概也知道那条线在哪儿。可他写的那些人、那些话，本来就在那条线以外。

再说他写的到底是什么，这一处常常被说歪。

柳永的词里有很多是写歌者的，写她们的容貌、技艺、别离。因为写得多，后来的人对他评价不高，说他格调低。

我读的时候不这么看，而且越读越不这么看。

他写这些人的时候，是把她们当作人在写的。他写她们的辛苦，写她们身不由己的处境，也写她们自己的心意。

比如他写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一句后来被人引了一千年，很多人拿它说别的事；可它本来写的是一个人为了另一个人瘦下去，而且不悔。

我觉得这句话能被人引一千年，恰恰是因为它写的不只是男女。一个人为了一件事瘦下去而不悔，这个心情是普遍的。

而柳永是从那些被认为格调低的人和事里，写出这一句的。

我想这大概也是他被士大夫看不起的原因之一：他写得太真了，而真的东西在当时往往被认为不高雅。

再说他写城市，这一处也很少有人提。

柳永写过一首《望海潮》，写杭州：东南形胜，三吴都会，钱塘自古繁华。

这首词铺得很开：街市、人家、湖山、日夜，一层一层写下去，把一座城全写了进去。

以前的词很少这么写。词多半写庭院、写别离、写一时的情绪；写一座城，是柳永这样的人才会做的事。

旧时还有一种说法，说金主完颜亮读到这首词，起了渡江南下之念。这个说法我只能标旧传，因为它更像后人替一首词编的结局。

可我把它放在这儿，是因为它说明了一件事：当时的人相信，一首词可以把一个地方写到让千里之外的人动心。

凡有井水处说的是传得广，这一首说的是写得大。

他中进士以后做的官不大，最高做到屯田员外郎，后世因此称他柳屯田。

这个官在工部下面，品级不高。也就是说，他考了几十年，最后得到的只是一个闲散的京官。

关于他的死，宋人笔记里记得很惨：说他死的时候很穷，是别人凑钱把他葬了的；还有一种说法，说他死后每年有人去他坟上吊祭，叫吊柳七。

这些记载我不敢全信。笔记里的事，往往有添枝加叶的地方。

可它们传下来这么久，我觉得至少说明一件事：当时的人觉得他死得可惜。

一个写下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的人，自己死的时候穷得要别人出钱葬。这件事如果属实，那它比任何评价都更能说明，他一辈子处在什么位置。

再说一处我觉得最能看出他本事的地方：慢词到底改变了什么。

词原来多是短调，几十个字，写完一个瞬间就完了。这样的形式适合写情绪，不适合写过程。

柳永大量写长调。长调有一百字上下，甚至更长，里面可以分好几层，一层一层往下铺。

比如《八声甘州》开头两句：对潇潇暮雨洒江天，一番洗清秋。

这一首从头到尾写的是一个人站在江边看雨，然后一层一层往外想——想故乡，想那个在楼上等他的人。景在变，人也在变，中间有转折，也有停顿。

这种写法，短调是装不下的。

所以我觉得柳永做的事，不只是把词写长了。他是给词换了一个容量：从装一个瞬间，变成装一段过程。

后来的词人能写那么大的东西，路是他开的。

而他自己要的那道门，始终没有开。

我把这些加起来，再看他考了几十年进士这件事，觉得它有了另一种解释。

他要的不是写词的位置——那个位置他自己就有，而且好得不得了。他要的是别人给的那个位置，而别人一直不给他。

我想这大概才是奉旨填词真正的苦处：不是不让写词，是不给别的。

一个人的才华被所有人承认，可他自己想进的那道门始终没有开。

我想，这大概就是他这一生最不好讲的地方：传得最广的人，位置最低，而且两件事同时是真的。

后人替他不平，其实他自己在那句奉旨填词里已经说过了。

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知道归知道，门还是没开——这才是他后来一直写下去的原因。

所以回到奉旨填词这四个字。

我一直觉得这四个字是苦的，潇洒是给外人看的。

他考了几十年，考到五十岁才中，中间被人一句话划掉过名字。而那句话之所以会说出来，恰恰是因为他的词写得太好了。

这件事我想了很久，觉得它比怀才不遇要难办。

怀才不遇，是没有人看见。柳永的情形正好相反：所有人都听见过他的词，连皇帝都听见过。

看见他的人太多了，可看见不等于给他位置。

我觉得这是柳永这一生最说不通的地方：他的词传遍了有人住的地方，而他本人考了几十年，最后只做到一个员外郎。

才华和位置，在他身上分开得特别远，远到后人常常只记得一头。

后人记得柳屯田，也记得那个自称奉旨填词的柳三变。可他自己大概更想被人叫一声进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