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怎么防止考官认出考生的笔迹？据说要把卷子重抄一遍？

科举要防的第一件事，是考官认出这是谁的卷子。

最简单的办法是把名字糊起来。这个办法古人早就用了，叫糊名，也叫弥封。

唐代已经有过糊名的做法。有一种记载说，武后因为吏部选人太滥，下令考试那天让考生把自己名字糊上，阅卷时不看名字定等第。可见这个办法在唐代就出现过。

不过它当时并没有成为定制，时行时停。

到宋代才定下来。太宗淳化三年（992）殿试行糊名，后来礼部试也照办。

可糊名只解决了第一个问题：考官看不见名字了，但看得见字。

字是认得出的。一个考官阅卷多年，门生故旧的笔迹他未必认不出；而考生也可以在卷子上做暗记——某一行的某处多写一笔，或者故意用某个冷僻的字，只要事先说好，就能对上。

所以光糊名字不够。

于是宋人又加了一道：把卷子重抄一遍。

这件事是真宗时候定下来的：设誊录院，派书手把每一份试卷原样抄一遍。抄本送考官评阅，原件封存。

也就是说，考官拿到的那份卷子，不是考生写的，是别人代抄的。笔迹、涂抹、墨色，全都不是本人的。

这个办法很笨，也很彻底。

笨在哪儿？一份卷子要抄一遍，上千份卷子就要抄上千遍，而且不能抄错——抄错一个字，可能就改了一个人的命运。所以书手是要负责的，抄本上还要署名，出了事能追到抄的人。

彻底在哪儿？这一抄，笔迹认不出了，暗记也对不上了，连卷面干不干净都一样了。

我觉得这一条最值得说的是它的思路：它不打算信任任何人。考官不信任，考生不信任，连抄的人也要被追责。一套制度做到这个地步，说明当时的人很清楚，人情的缝有多宽。

那么在此之前呢？唐代是怎么做的？

这就引出一件更有意思的事：唐代的科举，很大程度上是不糊名的。

不是唐人想不到，是他们本来的想法不一样。

唐代取士，主考官可以参考这个人在外面的名声。士子考前会把自己的作品抄成卷轴，送到有地位的文人和官员那里去看，这叫行卷。主考在看卷子之前，往往已经知道这个人是谁、写得怎么样、有什么样的评价。

所以唐代的考试，考的不只是那一纸文章，还有这个人平日积累下的名声。

这不是唐人糊涂。他们有他们的道理：只看一篇文章，怎么知道这个人是怎么样的人？

而宋代的做法正好相反：把人彻底藏起来，只留下文章。

这两种办法哪一种更好，我从来说不准。我只知道它们要防的东西不一样——一个防的是取了不该取的，一个防的是漏了该取的。

再说一处很少有人提的：抄卷子的是什么人？誊录需要大量会写字的人，科考一开，誊录院要雇几百甚至上千个书手，抄上十天半个月。这些人不是官，是临时雇来的。他们的字要写得清楚、一律，不能有自己的风格；抄完还要在自己抄的那份上署名。我读到署名这一条的时候停了一下，因为这一条很矛盾：整套制度是为了让考官认不出考生，可抄的人反倒必须留下名字。想了想我明白了，留名字不是为了让人知，是为了让人可追——抄错一个字追到抄的人，抄得潦草追到抄的人，若有人在这道环节上动手脚，也追到他。也就是说，书手是被制度盯得最紧的那一层，因为他们是唯一既看得见原件、又碰得到抄本的人。一套防弊的制度，最后总要落在某一群人身上，而那群人往往最不起眼。

还有一个问题我一直想知道答案：为什么这件事是宋代做出来的，不是唐代？

我想了很久，觉得一个可能的理由是规模。

唐代每年取进士不过二三十人，少的时候十几人。这么一点人，主考认识得过来，靠名声取人也有可操作性。

宋代不一样。取士的人数多了好几倍，投考的人更多。人一多，谁也不认识谁，名声这件事就靠不住了——一个考官一年要见几百份卷子，哪来的工夫去打听每一个人？

所以糊名誊录不是宋代人比唐代人更讲公平，而是人数逼出来的。

我觉得这个解释比宋人更懂制度实在得多：很多变化不是因为人变好了，是因为事情变大了。

再说一句反对的声音，因为这件事从来不是一边倒的。

糊名誊录推行之后，一直有人不赞成。反对的理由其实很朴素：这样取中的人，只能凭一篇文章，看不出他平素为人如何。

这个理由我不能说它没道理。唐人的那套做法，本来就是要看一个人的全部——文章、名声、品行都是一起看的；而糊名之后，只剩下那一纸。

所以当时有人主张，取士还是要看平日的行义，不能只看考场上的那一天。

我觉得这两种主张的分歧不在哪个更公平，而在它们各自信什么：一个信制度能挡住人情，一个信知人本来就该靠人。

而结果是宋代那套留下来了，一直用到科举结束。

还有一件必须说的事：这些办法并没有把作弊杜绝。

糊了名，可以递条子；抄了卷，可以在抄之前动手脚。历代科场的案子，几乎没有断过。

我读这些记载的时候，最深的印象不是作弊的人有多聪明，而是防弊的办法每加一道，作弊的办法也跟着换一种。

这件事我觉得很值得想一想：一套制度越是严密，它要防的东西就越往缝里钻，而缝是堵不完的。

所以古人最后能靠的，其实还是那一层——查出来怎么办。历代对科场舞弊的处罚都很重，重的能到死。制度拦不住的地方，就交给刑罚去拦。

再说考场本身，因为它和防弊是一体的。

宋以后考试多在贡院里进行。贡院里是一排一排的小屋子，叫号舍。一间号舍很窄，只容一人：一块板当桌，一块板当座，晚上把板拼起来可以躺下。考生进去之后要待上一天，甚至几天，吃喝都在里面。

我第一次看见号舍的样子，觉得很像今天的考位，只是严得多。

为什么要关进这么小的格子？一半是为了防弊——人隔开了，就不能交头接耳；一半也是为了看住人。

所以防弊不只在卷子上。从进场搜检，到分号隔开，到卷子糊名誊录，是一整套连着的。

我想，古人大概很早就明白一件事：只要中间有一处是松的，前面那些工序就都白做了。

最后说一处我觉得很有意思的延续：这套办法后来走出了考场。

糊名这个思路今天还在用。密封、编号、阅卷人不知道考生是谁——这些做法的基本逻辑，和一千年前那一张糊上去的纸没有什么两样。

而誊录这一条，今天没有了。因为我们有了印刷和电子文本，笔迹这件事不再需要靠人来抄掉。

我偶尔会想，如果宋代的人看见今天的阅卷，大概会觉得誊录院那一整套忽然变得很陌生：那么多人抄了那么多年，最后被一样东西替掉了。

可糊名还在。可见有些问题是一千年前就有的，而且一直没变。

最后补一句弥封到底是怎么糊的，这一处很具体。

考生的卷子交上来，先有一道手续：把卷首写姓名、籍贯、三代的那一片折起来封住，用纸糊上，加盖官印。

糊好之后，卷子外面另编一个号。考官评阅时只看号，不看人；等到名次定了，再拿号去对封着的那一片，这时候才知道是谁。

这个办法我今天想起来觉得很眼熟：先编号，评完再拆。

一千年前那张糊上去的纸，和今天密封袋上的那道封条，其实是同一个东西。

所以回到最开始那个问题：古人怎么防止考官认出笔迹？

答案是，重抄一遍。

我第一次知道这件事的时候，觉得它笨得可爱。上千份卷子，要人一笔一笔抄。

可我后来想明白了：正因为笨，它才有效。

一个巧妙的办法往往有漏洞，因为它要绕过去；而抄一遍不绕，它把整个卷子换掉。

我觉得古人在这件事上很清醒：他们没有指望考官都是君子，也没有指望考生都不作弊，他们只是让笔迹这件事彻底不存在。

一千年前的那张抄本，今天已经看不见了。可那个思路还在——不信任人，只信任流程。

这句话听起来冷，可它保护过很多人。

我把这一整条看下来，最想说的是最后这一句：古人不是靠君子撑起考场的，他们靠的是流程。

我想，这一条最值得记住的就是这个：考场里的公平，从来不是靠人品撑起来的，是靠一道工序一道工序做出来的。

而工序是要人去做的。上千个书手抄了上千份卷子，他们没有留下名字——不是我们不知道，是那些抄本早就不在了。

我想，他们抄下的那些字，比他们本人活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