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死刑为什么要等到秋后？春天杀人会怎么样？

戏曲小说里常说一句：秋后问斩。

这句话今天听着像套话，其实不是。它背后有一整套很认真、也很较真的制度。

而且那套制度是写进法律里的，违反了要判官自己去坐牢。

唐律里有一条，写得非常具体。

《唐律疏议》规定：立春以后到秋分以前处决死刑的，判官要徒一年。

请注意这一条的性质：它不是劝告，是罪。也就是说，官员如果在春天杀了人，他自己就要坐牢一年。

这一条让我觉得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管的是程序，不是案情。一个人该不该死是一回事，什么时候杀他是另一回事；该死的人如果在不该杀的季节被杀了，主事的官要担罪。

所以秋后问斩不是习俗，是法条。而且它有刑期——违者徒一年。

那么这个规矩是从哪儿来的？这得往上追。

这个规矩的来头很老，老到先秦。

《礼记·月令》讲孟秋之月，说凉风到了、白露降了、寒蝉叫了、鹰开始捕鸟，然后说用始行戮——到这个时候才可以开始行刑。

《左传》里也有一句更概括的话：赏以春夏，刑以秋冬。

这两处合起来，就是这套制度的底子：赏和刑都要跟着季节走。

春天是生长的，夏天是繁盛的，所以这时候该行赏；秋天是收敛的，冬天是闭藏的，所以这时候该用刑。

这个想法今天听起来像迷信，可在当时是一套很成体系的道理，叫天人感应。人间的政令要和天地之间的节律对齐，对不上就是失序，失序就要出事。

那么落到具体的日子里，这套东西是什么样子？

唐制是立春后、秋分前不许决死刑。也就是说，能行刑的窗口从秋分开始，到立春为止。

秋冬两季里，又以秋冬之交的那一段为主。

所以一个判了死刑的人，如果案子在春天结了，他就要在牢里一直等到秋天。这段时间有名字，叫监候——不是不确定他死不死，是他死不死早就定了，死期要等着季节来定。

我想象过那几个月。一个人的罪名早就定了，文书也齐了，剩下的只有一件事：等天冷下来。

这件事今天读起来很残酷。可在当时，它反而是要表示慎重——因为按那时的观念，在不对的季节杀人，是给国家招灾。

不过这套规矩有例外，而且例外很能说明它的性质。

唐律在同一条里接着说：若犯恶逆以上，以及奴婢、部曲杀主者，不拘此令。恶逆是十恶里的一类，指殴打、谋杀尊长这一类的事。这类人犯不受季节限制，什么时候审结就什么时候执行。

这个例外我觉得特别值得看。它说明季节的禁忌不是绝对的——它管的是常规，管不住那些忍不了的案子。

也就是说，天人感应那套道理再大，也大不过某一类案件在当时人心里引起的震动。春生夏长是一回事，有人杀了尊长是另一回事；后者一旦发生，就不必再等秋天了。

所以秋后问斩其实只是常规，不是通例。戏曲里那么说，说的是一般情形；真到了十恶那一层，古人是不等的。

顺便算一算这个窗口有多长。

立春一般在二月上旬，秋分一般在九月下旬。两者之间大约有七个月是不能行刑的；而能行刑的那一段，从秋分到次年立春，约五个月。

也就是说，一年里有多半的时间，朝廷是不能杀人的。

这个数我第一次算出来的时候有点意外。我们平时讲古代的刑罚，想到的都是严酷；可单看这一条，一年中有七个月是不杀的。

当然这不等于宽厚，那个时代有那个时代的狠处。可至少在这一条上，古人给自己设的限制，比我们以为的要多。

而在这套规矩之外，还有大赦。

新君即位、改元、立太子、遇着灾异，都可能赦。赦的时候，十恶不在其中；不在十恶里的，就有可能活下来。

这一点我在别的史料里也见过印证，可见不是虚文。

一套规矩能行用上千年，靠的往往不是它多有道理，而是它确实能挡住一些事——而那些被挡住的事，多半没有留下记录。

我想，这大概也是它留给后人的一点余地。

说到十恶，我想把它列出来看看，因为它很能说明古人最不能忍的是什么。十恶的名目是这样的：谋反、谋大逆、谋叛、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睦、不义、内乱。头三条是冲着皇权来的，最后几条是冲着家庭和伦常来的，中间的不道指的是杀人而手段残忍那一类。这个排列我一直觉得有意思：它把最大的两件事绑在了一处。反对朝廷和打骂父母，在今天看来是完全不同的两回事，可在当时它们属于同一张清单。而十恶不赦这个成语就是从这里来的——不是说这十种罪不能赦，是说凡在这张单子上的，遇着大赦也不在赦免之列。所以唐律说恶逆以上不拘此令，等于把这张单子上的某一部分从季节的规矩里摘了出去：秋天的禁忌再大，也盖不住这一张单子。

不孝这一条我想多说一句。在十恶里，不孝指的是告发父母、咒骂父母、父母在而不分家另过、服丧期间嫁娶作乐这一类的事。今天看来，这些多半是家事，可在当时它们是重罪，而且重到不能赦免。我不打算评判这个，只想指出一件事：古人把家看得和国一样重，而且把它写进了最重的那一张罪单里。所以当我们看到秋后问斩这样的规矩时，别忘了它背后还有这样一张单子。一边是拖，一边是不等；一边讲天时，一边讲纲常。这两样是同时存在的，而且常常互相顶着。

还有一道手续，比季节更让人意外，那就是复奏。

唐制规定，死刑要复奏。贞观五年（631）下过一道诏：在京的衙门决死囚，要在两天之内复奏五次；外州的，复奏三次。

复奏的意思是报上去，请皇帝再核一遍。而五复奏是在两天之内做五遍——同一件事要反复报到御前五次，一次一次地请他再想一想。

这个制度有个出名的由头。唐太宗因为错杀了一个叫张蕴古的官，事后很后悔，才定了这一条，事情记在《旧唐书》里。

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觉得那条徒一年忽然有了另一层意思。唐律把行刑的时间卡得那么死，不是为了折磨犯人，是为了把这件不可逆的事往后拖——拖到季节对，拖到奏报够，拖到没人能说这是仓促之间办成的。

一个朝廷对杀错人这件事有多怕，看看这些手续就知道了。

这套办法到明清变得更复杂，复杂到有了专门的名字。明代有朝审，清代有秋审。

秋审在每年秋天办，把各省报上来的死刑案子集中复核一遍，然后分等：情实的、缓决的、可矜的，还有留养承祀的。情实是案情属实、该执行的；缓决是还要再押一年；可矜是有可悯之处，可能减等。

分完等，情实的那一份还要呈上去，由皇帝勾决。勾了的，当年执行；没勾的，就再等一年。

所以清代一个人判了斩监候，可能要在牢里过上好几个秋天。有的案子一缓再缓，最后就缓成了不执行。

我觉得这一层是这套制度里最实在的部分：所有的季节禁忌、天人感应，最后都变成了再复核一遍和再等一年。而每多等一年，就多一批人活下来。

最后说一句我自己的疑问：这套道理为什么能立住上千年？

天人感应今天听着很玄，可在当时它是很硬的。我想原因大概是这样——古人没有别的东西能保证自己不犯错。制度、律令、文书都是人做的，而人做的东西总有漏洞；季节是唯一一个不由人定的东西，它每年照来，谁也改不了。

所以用季节来卡行刑，等于找了一个人和皇帝都动不了的东西，当作最后一道闸。

这个想法我觉得挺聪明，也有点无奈：正因为找不出更可靠的办法，才只好拿天时来挡一挡。

所以秋后问斩这四个字，比我们以为的要重得多。

它不是一个时间，是一整套东西：先秦的月令，汉代的阴阳，唐律的条文，贞观的复奏，清代的勾决。

一整套都在往同一个方向使劲，那就是让这件事慢一点。

我现在听到这四个字，感觉和以前不一样了。它说的不是秋天杀人，它说的是不要急着杀人。

一个社会愿意为这件事设多少道坎，多少能看出它对人命是什么态度。唐人设了季节、设了复奏、还设了徒一年的罪。

这些坎今天看来有些可笑，有些迂，可它们确实挡住过一些人。

我想，这就够了。

我把这些加起来，觉得这四个字里藏着一种很矛盾的东西：它既想把人杀得合乎天时，又怕杀错；既讲究季节，又在最恨的时候什么都不顾。

制度大概从来都是这样，一边讲道理，一边留后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