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样是陷贼做官，有人远贬岭南、有人丢了性命，王维为什么只降了半级？

至德二载（757）冬天，长安城里有一大批官员在等着朝廷处置。

这批人的罪名是同一条，叫作陷贼。听起来平平的三个字，在当时是能掉脑袋的。

至德元载（756）六月，安禄山的军队开进长安，玄宗往蜀地去了。走得很仓促，百官扈从不及。留在城里的那些人，被俘的被俘，被押走的被押走；其中有一部分接受了安禄山给的官职，当时叫作伪署。

一年多之后两京收复，朝廷回过头来算这笔账，把陷贼的人分作三等定罪。最重的处死，其次赐死或者长流，再轻一些的是贬官出京。

王维的名字也在这一份名单上。而且他接受的那个伪职，分量并不算轻。

安禄山授给他的是给事中。这在门下省是可以封驳诏令的要职，不是什么闲差事。

这样的罪名，放到当时的人心与法度底下，落到哪一步都不算冤枉。

可是最后的处分下来，是责授太子中允。

这几个字要拆开来看才明白其中的分寸。

给事中是正五品上，太子中允是正五品下。中间只差半级。

换句话说，接受伪职这件事，到他身上最后是降了半级了事。

而同一桩案子里，还有人被远贬岭南，有人赐死，有人下狱。

这个差别实在太大，大到当时也很难不招议论。

那么他是怎么过关的？常见的解释有两条，而这两条得一件一件讲。

先要说清楚一件事：王维不是主动投降的。

《旧唐书》本传里那几句写得很清楚，只是今天读的人常常跳过。

天宝十五载（756）六月，潼关失守的消息传来没多久，玄宗就往蜀地去了。走得极仓促，百官扈从不及，王维正在没能随行的那一群里。旧书本传说，他为贼所得之后，服药取痢，伪称瘖病——吃下让人泻肚的药，装作嗓子哑了说不出话，也就做不了官事。这个办法没有奏效。安禄山素来知道他的名字，派人把他接到洛阳，拘在一处佛寺里，仍旧迫他受了伪署。寺的名字，记载里一处说是普施寺，另一处说是菩提寺，始终没能统一，我也不打算替它裁断。

他在洛阳的这段日子，有一件事流传得很广。据说安禄山在凝碧池上大宴，把当年玄宗梨园的乐工找来奏乐；中间有个叫雷海青的乐工把乐器摔在地上，朝着西方痛哭，随即被肢解示众。

这件事出自唐人的笔记而不是正史，我不敢替它打包票。可它之所以被人反复讲，是因为紧接着就出了王维的那首诗。

这首诗的题目长得少见。

《菩提寺禁裴迪来相看说逆贼等凝碧池上作音乐供奉人等举声便一时泪下私成口号诵示裴迪》。

我每次看到这个题目都会停下来读两遍。它长得实在不像一个题，更像一段记事。

它其实已经把整件事讲完了：谁来看他，说了什么，听的那批人在做什么，以及他最后是怎么把这诗递出去的。

裴迪是他的老朋友，也是后来《辋川集》里与他唱和最多的那一位。

而他自己当时是被拘着的，写下来没法带出去，只能口占。

可这首诗本身很短，统共只有四句。写下来还不到三十个字。

万户伤心生野烟，百僚何日更朝天。秋槐落叶空宫里，凝碧池头奏管弦。

这四句我读过很多遍，越读越觉得它写得险。它把两件不能同时做的事放在了一处。

前两句是直接的表白：万户在野烟里伤心，百官什么时候才能再朝见天子。话说得很直，一点弯都没有。

后两句忽然转成一个空镜头。秋天的槐叶落在空荡荡的宫院里，凝碧池那边还在奏乐。

我觉得真正有分量的就是最后这一句。他没有骂，也没有说破，只是把那边的乐声写了下来，搁在这儿。

一个诗人在那样的处境里能做的，大概也就这么多了。再多说一句，都可能招祸。

而朝廷后来正是拿这首诗救了他。这件事就写在《旧唐书》的本传里。

旧书本传里那句话是这样说的：维以凝碧诗闻于行在，肃宗嘉之。统共十一个字。

意思是这首诗传去了肃宗当时所在的地方。皇帝读了，觉得写得好。

至于它是怎么从洛阳一路传过去的，中间经了谁的手，今天已经说不清。我也不打算替它补一个圆满的过程。

我想多半还是靠那些在两京之间往来的人。乱世里消息传得慢，却并不完全断。

肃宗嘉之这四个字，听着很轻。落在那样的处境里，它是救命的。

不过光靠一首诗，恐怕还不够。

第二条理由与他的弟弟王缙有关。而这一条在我看来，分量还要更重一些。

因为哥哥在洛阳做伪官的这一年，弟弟正在太原打仗。安史之乱里太原是极要紧的一处：至德二载正月，史思明领着十几万人围城，城里能战的兵却不足一万。守城的主将是李光弼，当时在太原少尹任上的人正是王缙。这一仗打了四十多天，最后是李光弼用地道、抛石一类办法把城守住了，史思明退去。这件事在正史里有清楚的记录，王缙的名字也在里头。于是同一桩案子里出现了这样两个人：一个在敌都接受了伪职，一个在危城立了军功。

朝廷回京之后，王缙上了一道表，请求削去自己的官职来赎兄长的罪。旧书上的写法是请削己刑部侍郎以赎兄罪，不到十个字。

这一层放到今天恐怕不好讲。可在当时，它是一条站得住的理由。

一个有大功的弟弟替一个犯了重罪的哥哥求情。皇帝愿意给这个面子，也愿意给自己一个台阶。

于是王维被特宥，贬了半级，到东宫去做太子中允。罪名并没有勾销，人却留下了。

这么说下来，那半级的处分并不是算错了。

至于另外那些人为什么没有这样的运气，说起来也并不难明白。他们缺的正是这两样。

郑虔的罪名同样是陷贼，最后贬到台州去做司户参军。那在当时是最偏僻的地方之一，去了多半回不来。

杜甫为他写过一首送别的诗，说他是樗散之材，说他鬓已成丝。整首诗里全是惋惜。

而张均、张垍那几个人，处置还要重得多。他们本来的位置也比王维更高。

换句话说，定罪那几天真正起作用的，是有没有人替你说话。还有没有一样东西能证明你的心还在朝廷。

这一点听着不太公道。可是历朝历代大概都是这么办的。

王维自己怎么讲这件事，反倒是最值得看的一处。他没有借这个机会替自己多辩。

他贬为太子中允之后上过一道《谢除太子中允表》，里面有一句让我读过就忘不掉。

臣进不得从行，退不能自杀，情虽可察，罪不容诛。

十六个字里，把自己的处境说尽了。用的是最不讨巧的说法。

他没有辩白说自己是被迫的。也没有提那首救了他的诗。

「进不得从行」，说的是长安陷落那天他没跟上。「退不能自杀」，说的是事后没有以死明志。

这八个字是他自己认下来的。剩下八个字说得更干脆：情虽可察，罪不容诛。

一个人有了前面那些情节可以指望宽免，却仍旧把话说到这个地步。这在我看，比那首凝碧池的诗更能说明他。

之后他还是做官。

太子中允之后，他历中书舍人、给事中，最后做到尚书右丞，是正四品上。这个位置比他陷贼之前还要高些。

所以后世都称他王右丞。这个称呼听着平常，其实压着一整段不容易讲的事。

我想大概很少有人从这个方向去想这个称呼。它原本只是一个官名，如今却成了他的名字。

他最后这几年怎么过的，旧书写得很简。简到只有十几个字。

退朝之后，焚香独坐，以禅诵为事。

他早年丧妻之后没有再娶，晚年笃信佛教。这是人人都知道的事，也不必多说。

而我总忍不住把这件事与那半级连在一起看。也许是我自己的偏见。

一个人的罪是被别人饶的，而这个饶恕既不取决于他自己，也不是因为他是清白的。这样的事压在身上，很难再回到从前那种从容里去。

他有一首《叹白发》，里面有这样两句：一生几许伤心事，不向空门何处销。句子写得很平。

我读这两句的时候，总要想起前面那些。这大概也算一种过度解读。

上元二年（761），王维卒于辋川。他的生卒年各家说法不一，这里只能取通行的一说。

旧书还留了一个临终的细节：那天弟弟王缙不在身边，他忽然要了笔来，给弟弟写了一封信。又给平日亲近的故交写了几幅告别的话，内容多是劝人信佛修心。

写完把笔搁下，人就去了。旧书里的原文是四个字：舍笔而绝。

这一段我每次读都觉得不好讲。一个人把一辈子最后的话拿来劝朋友修心，这算什么样的收尾，我到现在也没想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