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有钟表的年代，古人怎么知道现在是几更天？「一刻钟」为什么是十五分钟？

古人的一天，是从声音开始的。这一点今天的人很难想象。

天还没亮，城里的鼓就响了。那是开城门的信号。

唐人开闭城门用的是鼓，不是钟。天快亮的时候击鼓，天快黑的时候也击鼓；鼓声一响，城门随之开闭，街上的行人也就有了准头。

后人常说晨钟暮鼓，其实是把两件事混在了一处。钟是佛寺里的东西：寺院早晨撞钟、傍晚击鼓，那是寺庙自己的作息。而城门开闭用的是鼓，早晚各一遍。这两套声音在古人的一天里都听得到，只是来路不同。

我在读唐代的笔记时注意到一件事：鼓声是有次数的，不是随便敲。敲多少下代表什么时刻，城里的人一听就知道。

一个城市的时间，是敲出来的。这话听着奇怪，当时却是实的。

那么在更细的层面上，古人怎么分时间？

常用的有两套单位：一套是时辰，一套是刻。

时辰是把一天分成十二份，用地支来叫：子、丑、寅、卯，一路到亥。每个时辰相当于今天的两小时。子时是夜里十一点到一点，午时是中午十一点到一点。

十二时辰还各有名字，这些名字本身就是在描写生活：夜半、鸡鸣、平旦、日出、食时、隅中、日中、日昃、晡时、日入、黄昏、人定。

食时是吃早饭的时候，晡时是吃晚饭的时候，人定是人该睡下了。这些名字里没有一个数字，记的是一天里要做的事。

另一套是刻。古人把一天分成一百刻，用漏壶来量——壶里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滴，滴到某一刻度，就是某一刻。

一百刻分给二十四小时，一刻大约是十四分多钟。

所以一刻钟这个说法，其实有个来历。而且来历并不太久。

今天我们说的一刻钟，指的是十五分钟。这个数字并不是自古以来就这样的。

一百刻分一天，一刻约为十四点四分钟，跟十五分钟差着一点。到了清代，改成了九十六刻：一天二十四小时，正好一小时四刻，一刻不多不少就是十五分钟。

所以我们今天顺口说的那个一刻，是清代那一改之后才有的整齐数字。在那之前，一刻要比十五分钟短上几十秒。

这件事我觉得很有意思：一个我们天天在用的时间单位，它的长度是被改过的，而且改得并不太久。

再说夜里。夜里另有一套算法。

那一套叫更，一夜分作五段。

天黑之后，一夜分为五更：戌时起更是一更，亥时二更，子时三更，丑时四更，寅时五更。五更过完，天也就亮了。

所以半夜三更说的正是子时，夜里十一点到一点，是一天里最深的那一会儿。

每一更又分作五点，一点大约是二十几分钟。更和点合起来，就能把一夜说得很细：三更三点，指的是夜里某个具体的刻度。

这套分法今天只剩在话里了。我们说打更，说的是有人提着灯笼在街上走，边走边敲梆子；那声音一响，就知道是几更天。

再说回打更这件事本身。守夜的人一夜要走好几趟，边走边敲，声音要传到街坊里去。他敲的不是乐器，是梆子或者锣，为的就是让人听见。在古代的城市里，夜里是有宵禁的：鼓声敲过之后，街上不该再有人走，被巡夜的撞见是要受罚的。所以更声其实有两层意思，一是报时，二是提醒——该回家了。也有例外，正月里常放夜，那是解禁的日子，可以通宵出去看灯，那种时候更声听起来就不太一样了。我想象过那个场面：一个人在冷街上走，敲着梆子，把一夜分成五段，一段一段敲过去，敲到第五遍天就亮了。这件事他可能做了几十年。

那么这些时间靠什么量出来？

最主要的一件是漏壶。它的原理说起来简单：一个壶装满水，底下开一个小孔，水一滴一滴往下漏；下面再放一个壶接着，看着水位涨到哪一划，就知道过了多久。

不过真要做准，麻烦就来了。水越漏越慢——壶里的水少了，压力也小了，滴速也就变了。所以古人想了很多办法去补救：加壶、调孔、按季节换刻度。历代讲漏刻的著作不少，多半就是在跟这件事较劲。

另一种办法是日晷，靠太阳的影子。这个很直观，可有两处硬伤：阴天和夜里用不了，而且影子在不同季节长短不一。所以它更适合用来校正，不适合单独承担一整天的计时。

我读到这些细节的时候，才明白为什么古人要把一天分成那么多套单位——没有一件器具是靠得住的，只能多备几样，互相校着来。

还有一种更家常的办法，是烧香。

把香做成盘绕的样子，上头刻着度数，点起来慢慢烧，烧到哪一划就是哪一刻。这种东西叫香篆，也叫更香，寺院和民间都用得很多。它不很准，可胜在便宜、安静，也不必有人守着。

至于常听说的一炷香、一盏茶，那多半是民间的约数。一炷香究竟是多长，各地各时并不一致，有的说半个时辰，有的说一个时辰。这个数字我不敢给死，给死了多半要错。

不过这也正说明一件事：在没有钟表的年代，人们对时间的精度要求本来就没有那么高。差上半个时辰，日子照样过。

还有一处小细节。古人说片刻，这个片字用得很妙——它本来是从刻上切下来的一小片，意思是极短的一会儿。今天我们还在用，只是没人再去想它跟漏壶的关系了。

还有一处，是一天从什么时候开始。

今天我们把零点当作一天的头；古人把子时当作一天的开端，也就是夜里十一点之后。所以古人的今天和我们的今天，前后差着一个小时。

读古书的时候这很容易弄混。一个人记着某月某日夜半如何如何，换算到今天，那可能已经是第二天的事了。

这一点在读史的时候常会绊人一下。

说到这里，我想补一层背景：古人为什么要在计时上这样费劲。最要紧的推动力其实不是日常作息，而是历法。一个农业社会要先知道什么时候播种、什么时候收获，就得把一年定准；要把一年定准，就得观测天象；而观测天象本身，就需要能计量时间。所以中国古代那些精密的天文仪器，常常同时也是计时器。测时间是测天的一部分，两者从来没有真正分开过。这一点我觉得很值得停下来想一想：我们今天把钟表和日历当成两样不相干的东西，可在古人那里，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头。历法准不准，要看你能不能把日影和漏水读准；而一年三百六十五天多一点的那个零头，正是靠这样一点一点读出来的。所以漏壶要做那么讲究，不是为了让人上班不迟到，是为了让一年的开头别错。

最后说一个我觉得挺有意思的地方。

我们今天说时间，说的就是钟点。可在很早的时候，时这个字指的是季节。

《说文解字》里解释得很干脆：时，四时也。也就是说，时本来是一年里的春夏秋冬，不是一天里的几点几分。

后来这个字才慢慢转到了一天之内：先是指时辰，再往后指小时。一个字的意义，从一年缩到了两小时，最后缩到了六十分钟。

这个变化本身，我觉得比任何一件计时器具都更能说明问题——人对时间越分越细，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又是为了什么。

所以古人的一天，是靠着好几样东西拼起来的。

天上的太阳，壶里的水，烧着的香，还有街上敲的鼓。它们各管一段，各有各的不准，凑在一起勉强够用。

我写完这一篇，再看古人记下的那些时刻，感觉有些不同了。一个三更的背后，是有人守着漏壶在看水位；一个日出的背后，是有人在等天光。

那些时刻不是自动存在的，是被一群人一点一点量出来的。

而今天我们抬手就能看到几点几分，反而很少去想这件事。

时间这东西，越容易知道，就越不觉得它曾经很难得。

所以我们今天随口说的一个几点，在古人是好几套东西凑出来的结果，而且还常常对不齐。

我并不觉得这有什么落后。反倒觉得，一个社会要把时间说清楚，原来要动用这么多人、这么多器具，还要一代一代地校下去——这件事本身挺了不起的。

我们现在丢掉了那些器具，也丢掉了那种对时间的迟钝。好还是不好，我说不上来。

再说一句午时三刻。小说戏曲里行刑，常常挑这个时刻。

为什么是午时三刻，常见的解释是说这时阳气最盛，行刑之后不至于闹鬼。这是民间的讲究，未必见于正式的律令，可它传得很广。

三刻算起来是正午前后，大约十一点四十五分上下。一个人临死前的最后一段被精确到了刻——这倒也说明，刻这个单位在古人的生活里扎得很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