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写下「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的时候，是在自夸还是在自嘲？

建中靖国元年（1101）五月，苏轼从海南北归，路过润州金山寺。

寺里挂着一幅旧画，是当年李公麟为他画的像。他站在自己的画像前，写了一首六言诗：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这四句写得奇怪。一个人总结自己的一生，不提进士及第，不提翰林学士，不提两任杭州，单单列出三个地名——而这三个地方，都是他被赶出去的地方。

这一年他六十六岁。写完这首诗三个月后，他病卒于常州。

苏轼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人，生于宋仁宗景祐三年（1037）。

他的出场是宋史上最有名的一次科考。嘉祐二年（1057），二十一岁的苏轼与弟弟苏辙同榜进士及第，主考官是欧阳修。欧阳修读到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击节称赏，本想取为第一，转而疑心是自己门生曾巩的手笔，为避嫌改置第二。拆封之后才发现，出自一个眉山少年之手。

那一榜被后人称作龙虎榜。同榜的还有曾巩、曾布、程颢、张载、吕惠卿、王韶——这些人日后在朝在野各占一路，有的成了他的朋友，有的成了他的祸根。

三年后他应制科，考的是直言极谏一路，入第三等。宋代制科的一二等向来虚设不授人，三等已是实际的最高等级；在此之前得此等的，不过吴育一人。

这时的苏轼，是标准的少年得志。

转折来得不算早，也不算晚。熙宁二年（1069）王安石行新法，苏轼站在了反对的一边。

他反对的并不是变法这件事，而是变的法子与快慢。他在给神宗的奏疏里说：历数的长短在乎风俗的厚薄，而不在富与贫；国家的强弱在乎道德的浅深，而不在仅仅财用充足。这话听起来像是绕远的道理，其实很重——他认的是一个朝廷靠的终究是人心风俗，不是一时聚敛的数量。

这种话在推行新政的当口讲出来，朝中是容不下他的。

熙宁四年（1071）他自请外任，去做杭州通判。此后是密州、徐州、湖州。八九年下来，从通判做到知州，地方上的实务他样样都熟，诗文也越写越好。密州任上写了出猎的词，徐州任上遇上大水，他亲自庐于城上过家不入；再到湖州，上任不过三个月就出事了。

元丰二年（1079）七月，监察御史李定、舒亶等人上疏，说他诗文讪谤朝政。

神宗命人查办。八月十八日，苏轼在湖州任上被逮，解往京城，下御史台狱。御史台又称乌台，这一案后来就叫乌台诗案。

审讯的办法是把他的诗一句一句挑出来，问这句影射的是谁、那句讥讽的是什么。所谓证据多半是穿凿。他有一首咏双桧的诗，写着「根到九泉无曲处，世间惟有蛰龙知」；有人据此进言，说陛下飞龙在天，苏轼却说只有地底的蛰龙才晓得，分明是不臣之心。据说神宗听了不以为然，回答是诗人用词，哪能这样罗织，他自咏桧树罢了，与朕有什么相干。

换句话说，这是一场以诗句为罪证的案子。

他在狱里待了一百多天。据说其间与长子苏迈约定：平日送饭只送菜与肉，一旦听见判了死罪，就送一条鱼进来。有一回苏迈出城办事，托亲戚代送，亲戚不知这番约定，做了一条鱼送去。苏轼看见鱼，以为死期已到。

那几天他写下两首诗留给苏辙，题作《狱中寄子由》。其中一首里有这样几句：百年未满先偿债，十口无归更累人；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写在自以为活不成的那个夜里。

案情最终没有走到那一步。元丰二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苏轼出狱，得免一死，贬为黄州团练副使，本州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一百三十天过去了。他从四十三岁，走到四十四岁。

黄州的日子比他想象的还要难。名义上的官职是团练副使，一个管地方民兵的闲差，还明令不得签书公事——等于什么都不能管。

他带着一家二十余口到黄州，连住处都是僧人帮忙安排的，先在城南的定惠院住了些时候。那阵子他写的一首词里有这样一句：拣尽寒枝不肯栖，寂寞沙洲冷。写的是一只孤鸿，说的是他自己。

钱也不宽裕。他把每月的俸钱分成三十串挂在梁上，每天用画叉挑下一串来花——这件事他后来写信告诉过朋友秦观，说这样节制着过，一年下来勉强够用。

真正让黄州留在他生命里的，是第二年的事。老友马正卿替他向州里请下城东一片废弃的营地，数十亩大小。

元丰四年（1081），坡上长满荆棘瓦砾，本不值钱，他却当真垦了起来，种稻种麦，还种了一片桑果。地既在东边，又是坡地，当地人就叫它东坡；从此他自称东坡居士——这个后来传遍天下的名号，起自几十亩没人要的荒地。

同一时期他写过一篇《猪肉颂》。黄州的猪肉便宜得像泥土，富贵人家不肯吃，穷人家又不会做；他于是自己琢磨出一套做法：洗净锅，少着水，柴头罨着别让火苗窜起来，火候到了自然就美。后世管这道菜叫东坡肉。

一个人在这样的境地里还顾得上计较红烧肉的火候，这件事本身就很说明问题。

元丰五年（1082），是他整个黄州岁月的顶点，也是他诗文最好的一年。这一年春天，他在往沙湖看地置田的路上遇了雨。

同行的人慌忙避雨，独有他走得慢些。雨住了，他写下「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

同一年的七月与十月，他两次游赤壁，写出前后两篇《赤壁赋》。与此同时写下的还有《念奴娇·赤壁怀古》。

这些都是写给后人看的。而他在这一年寒食节写的另一组诗却几乎没人提起：《寒食雨二首》里写着「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厨房是空的，灶是破的，烧的是湿透的芦苇。

把他吃的肉、他遇的雨和他烧的湿芦苇放在一起读，才知道那四年是怎么过来的。

元丰七年（1084）他离开黄州，量移汝州。途中特意绕到金陵去见王安石。

这两个斗了半辈子的人见了面，居然相处得不错。王安石劝他在钟山脚下卜居，苏轼也写诗感慨「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和解这件事，在他一生里实在不多。

此后他还朝，一路做到翰林学士、知制诰，这是宋人眼里清贵到了极处的位子。可他偏偏又站错了地方：司马光要尽废新法，苏轼认为免役法有可取之处，当堂争辩，连对方也不给留情面。新旧两边，都不讨好。

元祐四年（1089），他再次出任杭州知州，这是他第二次到杭州。只是这一回，做的是一州的长官。

疏浚西湖，是他在这一任上办的最大一件事，也是留下痕迹最久的一件。那时的西湖被葑草侵占了将近一半。

他募人开掘，把挖出的淤泥就地筑起一道长堤，堤上种柳，杂植芙蓉。这道堤后来被人称作苏堤。

写到这里忍不住要拉白居易来比一比。白居易在杭州也修过堤，可今天西湖上那条白堤并不是他修的那一道；苏堤则是实实在在由苏轼所筑，名字与人都对得上。

他还在杭州城中办了安乐坊，收治贫病无依的百姓，这在宋代算是开风气的事。与此同时，命运的浪头正在打来第三下。

元祐八年（1093）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新党复起，元祐旧人一概贬黜。绍圣元年（1094），五十九岁的苏轼贬惠州。

惠州在岭南，宋人视作瘴疠之地，贬到那里多半是不打算让他回来了。可他到惠州之后写给人看的第一样东西是荔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他在惠州住了将近三年，甚至动了终老于此的念头，在白鹤峰上买地盖了房子。可是新居刚成，坏消息就到了。

一年多前（绍圣三年，1096），跟着他到岭南的侍妾王朝云病死在惠州，年三十四。据说有一回他拍着肚子问身边的人：这里头装的都是些什么？

有人说是文章，有人说是见识，只有朝云答：学士一肚皮不入时宜。这句玩笑后来由他自己写进给她作的墓志里，十年之后再读，竟像一句谶语。

新居落成不过两个月，绍圣四年（1097）的诏书到了：再贬儋州。儋州在海南岛上，宋人眼里那是比惠州更远的一层，渡海而去，几乎等于判了死罪却又不执行。

六十二岁的苏轼渡海登岛，在那里住了三年。岛上的日子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难，可他做了一件看得最远的事：办学。

儋州的三年，留下来的记载并不多，翻来覆去只是那么几个细节。他刚登岛的时候连落脚的地方都没有，官舍不得住，也没人为他另行安排，最初只能在城南的一处旧学舍里栖身。他在给朋友的信里说，这个地方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六样都没有。可接下去他说的是，这些都不必怕。真正让他挂在心上的是另一件事：这座岛上读书人太少。于是他开讲授徒，远近人家的孩子都来了。宋人的笔记里还留着不少与此相关的零碎记载，说有一位姓符的老秀才常来与他论道，说他与学生姜唐佐相处如同父子。这些细节未必句句可考，但所指的事情是一致的——他没有把自己关起来，等着熬完这段日子。一个人被放到最远的岸上，仍旧要做眼前能做的事，这件事大概比任何一首诗都更像苏轼。

他在当地开馆收徒，教本地子弟读书。海南此前从未出过一个举人，而他北归之后数年，学生姜唐佐果然乡荐得解，成了破天荒的第一人——他当年赠姜唐佐的两句是：沧海何曾断地脉，白袍端合破天荒。

元符三年（1100）哲宗崩，徽宗立，大赦天下。苏轼奉诏北归，途中过金山寺，写下那首六言诗。

建中靖国元年七月二十八日（1101），他病卒于常州，年六十六。据说临终之际，径山维琳禅师附在他耳边提醒他想一想西方净土。

他回答得很平静：西方不无，但个里着力不得。

于是再回头看那句话：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

他做过的官大大小小十几个，最显赫时是翰林学士。可是到头来写进自画像题记里的，是三个被赶出去的地方。

这不算自嘲，也不全是自负，恐怕两者都有一些。黄州给了他东坡居士的名号与前后赤壁赋，惠州埋着他此生最后一位伴侣，儋州的学堂出了海南第一个读书人。

那些年他与地方上的人相处得很好，山民猎户、农夫渔父都肯跟他说话。他确实做了些事，只是做的事与他原先设想的路径完全不同。

一个人到最后承认自己的功业在被放逐的路上，这样的生平不多见。而他把这件事说得这样平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