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弃疾南下四十多年，闲居近二十年——他那些年到底在做什么？

辛弃疾二十三岁那年，做过一件很冒险的事。

他带着几十个人，冲进了几万人的营地里，把一个叛将绑了出来。

这件事今天读来还是有点不可思议，可它是写在史书里的。

绍兴三十一年（1161），金主完颜亮大举南侵，北方的局面一下子乱了。辛弃疾在济南聚众两千，投了耿京的义军，在军中做掌书记。

第二年，他奉耿京之命南下奉表归宋，到了建康见了高宗，朝廷授了他一个官。

就在他南下的这段日子里，义军里出了事。张安国杀了耿京，带着一部分人投降了金人。

辛弃疾得知消息的时候，人已经走在回去的路上。他的选择是：带几十个人，直接冲进金营。

具体的人数，记载里作五十骑。他带着这五十个人闯进营中，在几万人中间把张安国绑了出来，一路驰归，把人送到临安。那一年他二十三岁。

这件事后来写进了《宋史》。我读到这一段的时候，总觉得那不像一个文官会做出来的事，也不像一个二十三岁的人能做出来的事。

可他此后的一生，再也没有这样的机会了。

从那一年到他去世，中间是四十五年。他卒于开禧三年（1207），年六十八。

而这四十五年里有将近二十年，他是闲住的。

这个数字我第一次算出来的时候愣了一下。

因为那二十年正好落在他三十多岁到五十多岁之间。

一个人最能做事的年岁，被整段整段地按住了。

那么他那些年在做什么？这是我想说清楚的事。

先说为什么会有这二十年。

原因有两层，一层明，一层暗。

明的一层是他确实被弹劾过好几回。淳熙八年（1181）他罢官，此后就在上饶的带湖边上住了下来。弹章里的话说得很重，说他用钱如泥沙、杀人如草芥。这是御史说的话，未必是实情，可弹章一上，他就得走。

暗的一层更要紧，也更难说出口：他是从北方过来的。南宋的官方文书里管这种人叫归正人。这个称呼听着客气，底下其实隔着一层——归正人在朝中往往受猜忌，尤其不容易被交出兵权。

一个二十三岁就敢带五十骑闯金营的人，四十五年里几乎没有真正被放在军职上。

我想这两层是连着的：正因为他太敢做，所以更容易被按住。

那么他被用到的那些年，做过什么？

他做过的地方官不少，管过滁州，也管过湖南。

在湖南的那一段最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淳熙七年（1180），他知潭州兼湖南安抚使，着手创建一支军队，后来叫作飞虎军。

史书里记下了他办事的样子。招兵、盖营房、造盔甲，样样都要钱，而朝廷不给。他就把当地的税想办法挪过来用，还动用牢城营里的罪人去做工。营房要瓦，他限令官家的人每人在一定日子里供瓦若干，供不出的按价罚钱。

这些办法都很硬，见效也极快——飞虎军在几个月里就成了形，后来成了南宋在长江中游一支能打的兵力。可也正是这些办法给了别人弹劾他的把柄：不经请示就动用库钱，行事专断，用度不检。飞虎军成军的次年，他就罢官了。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心里很复杂。一个人把事情办成了，而办成事情的办法本身成了他的罪状。这两件事在宋代常常是一回事。

罢官之后，他在上饶的带湖边上住了下来。那一年四十二岁。

他给自己住的地方起了个名字，叫稼轩。

稼轩这两个字，是种庄稼的屋子。他在《稼轩记》里说过取这个号的理由，大意是：人生在勤，当以力田为先。

一个带过兵、闯过金营的人，把余下的日子安顿在力田这两个字上。这话听着很平，可我不觉得它真是平的。一个人被按住二十年，总得给自己找一个说法，否则日子过不下去。他找的那个说法是：那就种地。

不过他也不只是种地。他在带湖边上修了很大的宅子，有田、有园、有楼，朋友来了可以住下。他读书，写词，跟人往来。朱熹、陈亮、韩元吉这些人，都在那二十年里同他有过交往。

所以那二十年并不安静。只是安静的那一部分，从外面看不见。

这二十年里，他写了大量的词。今天留下的辛弃疾词有六百二十多首，这个数目在宋人里是最多的。

而这些词，绝大部分就写于他闲居的那些年。

那段日子里有一件事很值得记下来。淳熙十五年（1188）的冬天，陈亮从浙江东阳赶来上饶看他。

陈亮也是个主张用兵的人，脾气很硬。两个人在一处谈了十来天，谈的是天下事；后来又同游鹅湖，那次会面被后人称作鹅湖之会。

辛弃疾写过好几首词记这件事，其中一首的开头是：把酒长亭说。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

看渊明、风流酷似，卧龙诸葛——这句话是他拿来比陈亮的，把朋友比作诸葛亮。两个闲在乡间的人，互相拿诸葛亮来比方，这里面的滋味，我觉得今天的人很难体会。

送别之后他又写了词寄去，一路和了好几首。这些词我读过几遍，每次都觉得那不像是在写词，像是在跟一个人隔着几百里地说话。

他另有一句很有名的词，算的是这二十年的账。

却将万字平戎策，换得东家种树书。

万字平戎策，说的是他年轻时写给朝廷的那些论兵的奏议；换来的，是邻家一本种树的书。

这两句我第一次读到的时候，觉得它比任何评论都准。他在那二十年里究竟做了什么，这一句就答了一半。

平戎策这三个字，指的是他南归后写给朝廷的那些奏议。乾道元年（1165），他上《美芹十论》，分十篇讲形势、讲民心、讲用兵的先后；几年之后又上《九议》，再讲一遍，讲得更细。这两份东西今天还在，读起来是很有条理的：哪里可以守，哪里可以攻，兵从哪出，粮从哪来，一条一条列着。他写这些的时候只有二十六七岁，而他对北方的事情确实比朝中大多数人清楚——他在那边长大，也在那边打过仗。可这些奏议交上去，并没有回音。不是被驳倒，是根本没有被认真对待。我在想，假如那些年真有人照着做，事情会不会不一样。这样的假设没有意义，我知道；只是读他那十篇的时候，很难不去想。一个二十六岁的人把天下事一条一条写出来，然后等了四十年，等来的只是东家的一本种树书。

还有一件事。他闲居那些年的词里，出现了很多很日常的東西：田间的草、溪上的茅屋、邻家的翁媪、社日的酒。

这些在别人的词里是不太出现的，尤其在一个写过万字平戎策的人笔下。

我起初不太明白，后来想通了一点：一个人被放到乡间二十年，他看到的就是这些。写它们不是选择，是日子本身。

还有一件事，我觉得不该略过：他从二十三岁那年南下之后，一生没有再回过北方。

济南历城是他的家乡。他二十三岁离开，六十八岁死在江西铅山，中间四十五年，一次也没有回去过。

这一点我在读他的词的时候常常忘了，因为他的词里到处都是北方的影子——不是说看见，是说想起。一个人四十五年没有回过家，而他的家乡在他离开的第二年就彻底换了主人。

我想这也许是他那些奏议写得那么急的原因。他不只是在主张打回去，他是想回去。

晚年他有过两次起用。嘉泰三年（1203），六十四岁的他被派去知绍兴府兼浙东安抚使；开禧年间韩侂胄准备北伐，又把他请了出来。

那时候他已经六十多岁了。朝廷起用他，多半是想借他的名头；而他自己显然是想再做一点什么。开禧二年（1206）北伐发动，次年兵败，韩侂胄被杀。

开禧三年（1207），辛弃疾卒，年六十八。他没有看到后面的事，也没有再等到一次真正的机会。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数字：四十五年，闲居近二十年。

一个人在二十三岁那年做过那样一件事，然后在最能做事的年纪被按住二十年，最后六十八岁死去。

这二十年里，他种地、盖房子、会朋友、写词。而今天我们能读到他，靠的恰恰是那些年留下来的东西。

不过话说回来，那二十年也并不是白过的。若不是那些年，我们今天不会有那六百多首词。

这话说出来有点残忍，可它是事实。

我想这不是一个划算不划算的问题。

只是每次算这笔账，我都会觉得有点堵。他写那六百多首词的时候，大概并不想成为这样一个词人。他想做的是另一件事，而那件事一直没让他做成。

那本种树的书，他后来读得怎么样，没有人知道。

不过我猜，他大概也就翻一翻，然后还是回去写他的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