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二十一岁进士及第，四十七岁死在柳州。他这一生到底是怎么走的？

元和四年（809），柳宗元在永州已经待到第五个年头。

这一年他写下《始得西山宴游记》，是后来被人合称永州八记的第一篇。文章开头有一句很不寻常的话：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僇人就是罪人，惴栗是害怕得发抖。一个人在山水游记的开篇写自己天天提心吊胆，这在唐人的文章里几乎找不出第二例。

这一年他三十七岁。而他刚到永州的时候，才是三十三岁。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解人，也就是今天山西运城。他生在唐代宗大历八年（773），那时候安史之乱平定才十年，藩镇的局面却已经积重难返。他出身的河东柳氏是自北朝以来的旧族，到他这一代虽然已经衰落，门第的分量却还在。

回头看他的仕途，开头实在顺得出奇。

贞元九年（793），二十一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同一榜登科的还有刘禹锡，两个人从此成了终生的挚友。三年后他又考取博学宏词科，先做集贤殿正字，后来调补蓝田县尉，管的是一县的治安刑狱，一个实打实的基层差事。

真正把他推到权力中心的，是贞元二十一年（805）正月那场剧变。

德宗驾崩，顺宗即位。太子身边的旧人王叔文、王伾被重用，一批年轻官员聚拢过来，柳宗元、刘禹锡、韦执谊都在其中。柳宗元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品级不算高，却是起草诏令的要职。

这帮人想做的事很明确。

罢掉宫市，罢掉五坊小儿，免掉拖欠的赋税，把宦官手里的兵权收回来，再压一压藩镇。这几条每一条都捅到了要害。宫市是宦官打着宫里采买的名义强买强卖，五坊小儿则是替皇帝养鹰犬的一群人，在长安城里横行多年；至于兵权，那是宦官的本钱所在。

这场改革从头到尾只有一百四十六天。

八月，顺宗禅位给太子，宪宗即位。新皇帝一上台，王叔文一党尽数贬黜；次年王叔文被赐死，王伾病死在贬所。柳宗元先贬邵州刺史，走到半路上又被加重处分，改贬永州司马。同案的八个人全部远贬，后世称这段事为二王八司马。

永州在今天的湖南零陵，唐代属江南西道，距长安三千余里。司马这个官职，名义上是州刺史的副手，可唐人常拿它安置贬谪的官员，有官阶而无实职，闲住而已。

柳宗元到永州的时候连住处都没有，借住在城中的龙兴寺里——一座佛寺。他在那儿住了四年多，直到元和五年才在冉溪边上买地筑屋。

更难受的事情，一件接着一件来了。

元和元年（806）五月，他的母亲卢氏病故，就在永州。从长安到永州三千里，老母亲是跟着他一路颠簸南下的，到贬所不过半年便撒手人寰。柳宗元连奔丧都办不成——贬官不能擅自离开贬所，母亲的灵柩只能先葬在永州。这件事他后来写进《先太夫人河东县太君归祔志》，字里行间的自责几乎不加掩饰。

元和五年（809），他的女儿和娘病死在永州，年只十岁。柳宗元写了一篇《下殇女子墓砖记》，短文不到百字，语气克制得让人心里发堵。

他的身体也在这几年里垮了下来。

他在给朋友的信里反复诉说病痛：胸腹之间结块的痞病，走路膝盖发抖、坐下大腿麻木的风疾。一个三十几岁的人，写出「行则膝颤，坐则髀痹」这八个字，读来让人不忍。

前程，丧母，丧女，一副撑不住的身子。这几件事在三四年里叠着发生。

可是恰恰是在永州，柳宗元写出了他一生最好的东西。

《愚溪诗序》是他把冉溪改名的时候写的。他说这条溪水原本叫冉溪，只因为姓冉的人家住在这里；自己贬到这里无处可去，便搬来溪边安家。改名字总得有个理由，他于是说：古代的宁武子在国家无道时装糊涂，那是聪明人装糊涂，算不得真愚；颜回听孔子讲学，整日不发一句异议，好像很愚，其实是睿智的人做出愚的样子，也算不得真愚。这两个人都不是真的愚。如今我遇上清明之时，却偏要违背事理去办蠢事，要说谁是真正的愚人，谁也比不上我。

这段话读着像是自嘲，底下压着的是别的东西。

山水游记这个体裁，到他手里变了样子。唐以前也有人写，多半是当作地理的附注。

《钴鉧潭西小丘记》写的只是一坨被人扔在路边的小山包。不到二百字的文章里，先写「嘉木立，美竹露，奇石显」，随即笔锋一转：以这块小丘的资质，若搬到京畿之地，嗜奇之客争着抬价也值它几千钱；可搁在这里，耕夫渔父走到跟前便皱眉，问价无人肯买。一座小山丘被他当一个人来写。

《至小丘西小石潭记》是八记中最出名的一篇，也是最短、最不食人间烟火的一篇。

「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水太清了，鱼像浮在空气里，影子落在石上清清楚楚。这句好到今天读来仍旧是活的。可结尾急转直下：四面竹树环合，寂寥无人，凄神寒骨，悄怆幽邃；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乃记之而去。

「以其境过清」——因为这地方太清冷了，待不住。写的是潭水，说的是他自己。

也正是在这些年里，他写下了那二十个字。短短四句，后来几乎成了唐人绝句的代表。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四句一字不及情，全是景。可四句里连着「绝」「灭」「孤」「独」，把字眼依次排下来就明白了——他并不是在写一个渔翁。那样的雪天不会有人去钓鱼，那个蓑笠翁是被他搁进画面的一点东西。

元和十年（815）正月，朝廷忽然有诏。召柳宗元与刘禹锡等人回京。

十年过去了。他离开长安那年三十三岁，回来时已经四十三。

回京不过一个多月，命运又翻了一次面。这一次比十年前更彻底。

据说与刘禹锡的一首诗有关。刘禹锡写《元和十年自朗州承召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宪宗看了这首诗不大痛快。总之这一批刚起复的旧人，统统再贬远州。

这一贬，引出两人之间的一件旧事。事情韩愈替他们记了下来。

朝廷最初的处分是刘禹锡贬播州，柳宗元贬柳州。播州在今天的贵州遵义，那时比柳州更偏远荒僻。柳宗元上了一道奏疏，说刘禹锡有八旬老母在堂，播州不是人住的地方，我不忍心看他落到这步田地，情愿拿自己的柳州换给他。后来宰相裴度也向宪宗陈情，刘禹锡这才改贬连州。

韩愈在墓志铭里为这件事感慨了一大段：人要到穷困时才见得出节义。平日里攀交结友的时候，酒肉相招，握手而言欢，指天日说死不相背负，看着真切可信；一旦临到利害，哪怕只是毛发那样小的一点事，转眼就成了路人，不但不伸手去拉一把，反倒往下丢石头——这种事他见得太多了。

柳州在今天的广西。唐时的州城，居民不过万户上下。

柳宗元在这里做了四年刺史，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段真正主政一方的日子。

他办的事都不算大，却件件落在实处。柳州有一项旧俗：穷人向富户借钱，把儿女抵押给人家，到期还不上，利息滚到与本金相侔，儿女就没入为奴婢。柳宗元想了个法子，让这些抵押的人按工计值，做工抵债，一旦抵够数目就放回家。韩愈说，一年之内放回去的将近一千人。

他还主持在城里打井。柳州人历来喝江水，遇上暴涨便无水可取，元和十二年打了第一口井，他写了《井铭并序》。此外教人种柑树、修佛寺、劝子弟读书——当地士人的向学之风，据说就是从他这里起来的。

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初八，柳宗元病卒于柳州。这一年他四十七岁。

临终前，他把年幼的儿子周六托付给刘禹锡，又把一生的文稿尽数相托。刘禹锡接过孩子哭了一场，后来把他的文章编成三十卷，并为之作序。

韩愈为他写《柳子厚墓志铭》，写得极不平——里头竟然当面议论：以子厚的才学，若当年不那么急于用事、肯退一步自守，未必至于此。这话说得直白，近乎责备死者。可也正因为这份直白，反倒见出两个人之间是真的相知。

回过头看，柳宗元这一辈子，真正能做事的时间短得可怜，短到几乎数得清。

从二十一岁及第到三十三岁被贬，十二年中间还要扣去守制与待职；此后十四年全在贬所。他留给后世的绝大部分文章，都写在最不顺的那十四年里。

这话听上去有点扫兴：处境越坏，文章反而越好。可这绝不是一条值得庆幸的规律。柳宗元自己恐怕宁愿拿那些文章换回一段可以做官的时光——他给友人的信里反复请求荐引、请求量移，一次次写，一次次落空。读那些低声下气的句子，才知道他从来不曾安于此地。

所以读柳宗元，最好把那些清冷的游记和这些求助的书信放在一起读。游记里的山水空灵干净，书信里的中年人窘迫焦虑，两者其实是同一个人。懂得了后者的处境，再看「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这一句，分量就完全不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