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临终把诗稿托付给一个县令，那人却说「十丧其九」——那十分之九是怎么丢的？

李白临死之前，把一堆稿子交给了一个人。

那个人不是他的亲人，也不是他相交多年的老友，是当涂县的县令。

那人叫李阳冰。他把这件事写了下来，写在一篇序里。

序里有一句话，读着不像序言，倒像是清点。

宝应元年（762），李白卒于当涂，年六十二。最后的情形，就是李阳冰记下来的。

他那时候是当涂县令。李白一路投奔过来，病已经很重。序里的原话是这样：公遐不弃我，乘扁舟而相顾。临当挂冠，公又疾亟，草稿万卷，手集未修，枕上授简，俾予为序。

枕上授简这四个字，我想过很多回。一个人病到快死了，身边堆着一叠没有整理完的稿子，他把这堆东西交给一个认识不久的人，请他写篇序。

这件事里有一种很实在的托付。他清楚自己的诗要想被人看见，得先有人把它们收拾起来。

同一篇序里还有一句更沉的话：自中原有事，公避地八年，当时著述，十丧其九，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

十丧其九。李阳冰就是这么说的。李白一生写的东西，到他临死的时候，十分之九已经没有了。而剩下的那十分之一，还是从别人手里一件一件找回来的。

这句话我一直觉得该认真对待。因为它不是后人的追述，是当时人的话，而且是在替他整理遗稿的时候说的。

那么那十分之九是怎么丢的？

李阳冰自己指了一个方向：避地八年。

自中原有事四个字，说的是安史之乱。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禄山起兵。那年李白五十五岁，人正在江南。

此后的八年他没有停过。先往南避，再往西，中间还往北去了一趟。至德二年（757）他进了永王李璘的幕府，这个决定后来给他惹了大祸：永王兵败，李白被系在浔阳的狱里，随后长流夜郎。

乾元二年（759），流放途中遇赦。他顺江东下，那趟路上留下了朝辞白帝彩云间那首。

再往后两年，他往来于江夏、洞庭、金陵、宣城之间，最后到了当涂，投李阳冰。

八年，一个人带着他写的东西这样走。稿子不是一次丢的，是一路丢的：某处住几个月，某处又急急地走，纸包在行囊里，过一次水，着一次火，或者只是落在某家客栈的案上，就再也找不回来。

不过这只是后半段的情形。在此之前，他已经托付过一次了。

而那一次托付的对象，也很有意思。

那人叫魏颢，原本叫魏万，后来改了名。他追李白这件事，是李白自己写下来的。

李白有一首很长的诗叫《送王屋山人魏万还王屋》，序里说：王屋山人魏万，云自嵩宋沿吴相访，数千里不遇。乘兴游台越，经永嘉，观谢公石门。后于广陵相见。

数千里不遇。这个人从王屋山动身，过嵩山、宋州，沿吴地一路找下来，追了几千里也没追上；李白在前面走，他在后面赶，一路追到浙东，又折回广陵，才算见着面。

见了面之后，李白把文稿交给了他。魏颢后来在《李翰林集序》里记下李白当时说的话：尔后必著大名于天下，无忘老夫与明月奴。明月奴是他女儿的名字。

一个人在托付自己稿子的时候，顺口提到了自己的女儿。

这次托付大约在上元年间，离他死还有两年左右。也就是说，他不是到了临终才想起这件事，他很早就在安排。

那么问题就来了：既然托付过两次，为什么还是丢了十分之九？

魏颢的序里有一句话，我觉得正好是答案。他自己在序里说：文集亦无定卷，家家有之。

这句话本来是在夸李白名声大——他的诗没有定本，却家家都有。可恰恰是这句话说破了另一件事：李白的诗在当时主要是靠传抄与传唱流传的，不是靠稿本。

这里有个很别扭的悖论。传唱让他的诗传得极广，几乎人人都能念上几句；可传唱并不保存稿本。一首诗被人记住了，写它的那张纸却可能已经不在了。名声越大，稿子反而越不是自己的——它散在千万人的嘴里，却不在任何一个书箱里。

所以李白的处境是这样的：他活着的时候是全天下最有名的诗人，而他手里的稿子却是越走越少的。这两件事同时成立，一点都不矛盾。

这里还有一层，值得多说几句。李白的诗里有很大一部分用的是乐府旧题——《将进酒》《蜀道难》《行路难》，这些题目都不是他起的，是汉魏以来就有的调子。用旧题写新辞，本来就是为了能唱。这一点跟他的流传方式有直接关系。一首能被歌者拿去唱的诗，不需要稿本也能活；它活在乐工的谱子里，活在酒肆的歌声里，活在每一个听过一遍就能哼出来的人嘴里。可反过来说，它也因此不必依附于那张纸。写它的人走到哪里、稿子丢了没有，对它能不能传下去，其实影响不大。我想这也许正是那十分之九能丢得那么从容的原因：诗已经走了，纸留不留下，是另一回事。

这就解释了那十分之九的去向，也解释了李阳冰为什么要说今所存者，皆得之他人焉——他自己手里那一份已经散了，只能从别人的抄件里往回找。

后来的人一直在往回捡。唐代就有乐史编的《李翰林集》，到了北宋，宋敏求又在各种旧本、碑刻与他人的集子里搜罗，编成三十卷的《李太白文集》。今天通行的李白集，底子就是那一部。

换句话说，我们手里的李白，是几代人从各处一点一点凑起来的。有人在碑上抄下一首，有人在别家文集里翻出一首，有人在某处地方志的夹缝里捡到两句。

要说清这件事，还得回头提一句长安。

天宝元年（742），李白奉诏入京，做了翰林供奉，那一年他四十二岁。这是他一生里离朝廷最近的一段。可待了不到三年，天宝三载（744）就被赐金放还了。

赐金放还是一个很客气的说法，说白了就是让他走，临走还给了他一笔钱。至于为什么让他走，史书里说得含糊，后人的猜测倒是不少，那些说法我多半信不过。

离开长安之后，他开始了长达十几年的漫游，此后的一生几乎都在路上。一个人的稿子要想好好留住，得先有一张安稳的书案。李白这一辈子，安稳的时候实在不多。

把这些加起来看，那十分之九的去向就很清楚了。

这些东西不是被谁毁掉的，也没有一个具体的时刻。是八年的路，一次牢狱，一次流放，和数不清的搬家，一点一点磨掉的。

我今天读李白，读到的是那十分之一。而这一成，还是靠别人手里的抄件拼起来的。

想到这里我有一点不舒服。一个那么在意自己能不能传下去的人，两次把稿子郑重托付出去，最后留下来的，偏偏是最靠不住的那一部分——那些被别人记住的句子。

说到临终，还有一层旧说绕不开。

关于李白的死，从宋代起就有两种讲法。一种是病死，见于年代较早的记载，说他晚年饮酒过度，病死在当涂。另一种流传得更广：说他在采石矶上饮酒，看见水中的月影，俯身去捞，因而溺亡。

后一种说法很有画面，也就传得最快，到了后世几乎成了正解。可它出现得晚，而且多半只在文人的笔记里，正经的记载并不取它。李阳冰那篇序里写的是病亟，就是病重的意思。

我更信前一种。不过说实在的，捞月那件事我也舍不得说它全无根据——它至少说对了一点：这个人一辈子跟月亮纠缠不清。

最后还有一件小事。

名声大到李白这个地步，附会也就会跟着来。他的集子里，有些诗到底是不是他写的，从宋代起就有人提出疑问，一直争到今天。托名之作一旦混进去，就很难再摘干净。

这不奇怪。一个家家都在传唱的名字，自然会有人愿意借它一用。这也算诗稿散失的另一种形式——不是丢了，是多了。

还有一件事我没说完。魏颢编的那部集子，后来也散了。

李白把希望托付给他，可魏颢自己编的那部同样没有留下来；李阳冰那部也没有完整地传下来。

所以这两次托付，其实都没有真正完成。交出去的稿子，最后都散了。真正把李白传下来的，不是那两次托付，是千万个不认识他的人。

不过话说回来，他其实押对了。

稿子丢光了，诗却还在。一千年过去，我们还在念。

他在枕上把稿子递出去的时候，大概以为那是一桩很冒险的托付。

他不知道真正靠得住的其实是另一头。

我每次想到十丧其九这四个字，想到的其实不是缺憾，是那十分之一的运气。

它躲过了八年的路、一次牢狱和一场流放，又躲过了此后一千年的水火虫蛀，最后落到我手上这一页纸上。这件事本身就是不太可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