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死后七十多年成书的《文心雕龙》，为什么通篇不提他？

今天排中国古代的诗人，陶渊明的位置很靠前。这件事几乎是常识。

可他死后的一两百年里，根本没有人这么排。有三四处记载可以拿来作证，而且都不是什么冷僻的材料。

第一处最奇怪：《文心雕龙》从头到尾没有提过他。

《文心雕龙》是一部把历代作家几乎数遍的书。从屈原、贾谊、司马相如，到建安诸子、正始名士、太康诗人，刘勰一个一个评点过来，连一些今天已经没人读的名字都留在书里。可陶渊明这三个字，全书一次也没有出现过。

这件事很难用漏掉来解释。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文心雕龙》成书约在南齐末年，前后不过七十来年，中间并不算远；那时候他的集子也正在流传，后来萧统还专门替他编过一部。那么更可能的解释只剩一个：在刘勰眼里，陶渊明不属于他要论的那一路作家。

还有一处更让人不舒服。颜延之是陶渊明的朋友，陶渊明死后，他写了一篇《陶徵士诔》。

诔文的题目里称他作徵士——一个被朝廷征召而不肯就的人。这个称呼本身就在说明，当时人最看重的那一层是他的出处，不是他的文章。

诔文里评到文章，只用了四个字：文取指达。意思是文章只求把意思说清楚。这话说得很客气，却实在算不上高。

一个好朋友在悼念他的时候，能给出的评价也就是这样。

钟嵘要比他们温和些。《诗品》把陶渊明列进了中品，还给了他一句很有名的话：古今隐逸诗人之宗。

这句话今天常被当作褒奖来引，可在《诗品》的体例里，中品就是中品。上品里排着的是古诗十九首、曹植、刘桢、王粲、阮籍、陆机、潘岳、左思这些人。

钟嵘的原话里还有一句：世叹其质直。质直两个字，在南朝的语境里并不是纯粹的褒奖。所以他紧接着又替陶渊明辩了一句——至如欢言酌春酒、日暮天无云，风华清靡，岂直为田家语耶。

这辩解得很有力。可辩护本身恰恰说明了当时普遍的看法是什么。

第三处在史书里。沈约《宋书》把陶渊明收进了《隐逸传》。也就是说，正史是把他当隐士记的，不是当文人。

这三处指向的是同一个问题：不是那几位看不起他，是当时的标准不认他。

那么那个标准到底是什么？

那是个讲究俳偶、用典、辞藻的时代。陆机的文章铺排得极满，一句里要塞进许多东西；潘岳写哀诔，哀得极艳；谢灵运的山水诗一句一典，雕琢得很用力。当时评判一篇文章好不好，看的正是这几样：有没有来历，有没有对仗，有没有华彩。这些都可以在纸面上数出来，所以也就最容易成为标准。陶渊明的写法恰恰是反着来的。他写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写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句子里几乎没有典故，也不怎么讲究对偶，读着就像说话。这样的东西在六朝的批评家眼里是欠雕琢的。他们承认这个人好，也承认他的文字里有真意，可一旦论到文这一层，就排不进去了。这其实怪不得他们。一个人在世的时候，他的位置是由当时的标准给的，他只能接住这个结果。

要说清后来那一翻，得先把他这个人摆出来。

陶渊明一名潜，字元亮，浔阳柴桑人，也就是今天的江西九江。

他有一门很显赫的祖上。曾祖陶侃是东晋的大司马，做过荆州刺史，是那个时代最有实权的人物之一。

可到了他这一代，家道已经落了。他后来在自述里写过家里的情形：环堵萧然，不蔽风日；短褐穿结，箪瓢屡空。

他出仕过好几回，做的官都不大。江州祭酒，桓玄幕下，刘裕的镇军参军，建威参军，最后是彭泽令。中间几进几出，一次也没做长。

最后一次出任是彭泽令，时在义熙元年（405），那年四十一岁。本传里记下了那句很有名的话：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事情的由头是这样：郡里派了督邮来县，属吏提醒他，应当束带相见。他听完说了这句话，当天就把印解了。

五斗米这三个字，后人多半读作微薄的俸禄，这几乎已成定说。不过也有人另有主张，说五斗米指的是五斗米道，也就是天师道那一支，认为他是不肯向那一派人低头。

两种解释各有依据。我更倾向前一种：东晋县令的禄米正是这个数量级，而督邮与五斗米道实在扯不上什么关系。

这件事被讲了十六个世纪，讲成了一个关于气节的符号。可我读的时候总忍不住去想那个当天的场面——一个人把印解下来搁在案上，转身回家，然后写下了《归去来兮辞》。

此后他终身没有再出仕。这一点在史书里写得很明白，没有含糊。

而归隐之后的日子，其实并不像后来人想的那样闲适。

他种地，收成不好；家里遭过一次火；晚年穷到要出门乞食，还留下了一首《乞食》，开头就说：饥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

一个人走到要讨饭的地步，还能把这件事写得这么平静，这在中国的诗里是很少见的。

更特别的是他对死的态度。他写过《拟挽歌辞》三首，替自己设想死后的情形，里面有这样几句：荒草何茫茫，白杨亦萧萧。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

又在死之前，替自己写了一篇《自祭文》。

一个人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祭文写好，这在中国文人里是极少的。我第一次读到这篇的时候，心里是有点发紧的：他不是不怕死，他只是把这件事也想明白了，像想明白种豆子和喝酒一样。

元嘉四年（427），陶渊明卒。朋友们私谥他作靖节，后世称靖节先生，就是从这里来的。

在苏轼之前，其实已经有人替他翻过一次案，那是梁代的萧统。萧统也就是昭明太子，他替陶渊明编了一部集子，还写了一篇序。

序里说，其文章不群，辞采精拔，跌宕昭彰，独超众类；又说自己爱嗜其文，不能释手，尚想其德，恨不同时。这几句今天读来，几乎是一个读者对另一个读者最直白的推崇，连不能同世而生的遗憾都写出来了。

不过萧统这一推，在当时并没有真的推开。唐人提到陶渊明，多半还是拿他当隐士和酒徒的榜样。王维、孟浩然、李白都写过他，写的是他的醉、他的菊、他不肯出仕的那一面，而不是他的文章。真正把陶渊明读成一个大诗人的，还是要等到宋。

这个变化也不是凭空来的。宋代的诗文审美整体上转向了平淡与老成。梅尧臣说过一句很有代表性的话：作诗无古今，唯造平淡难。当平淡本身成了一种被反复追求的风格，陶渊明那些近乎说话的句子就忽然都有了来历——六朝人眼里的欠缺，到了宋人手里反倒成了难能。

真正把他推上去的，是苏轼。

苏轼晚年贬到惠州，再贬到儋州，随身带着陶渊明的集子，一首一首地和，前后和了一百多首。他写给弟弟的信里说，陶渊明的诗质而实绮，癯而实腴——看着朴素，其实有华彩；看着清瘦，其实丰润。

接着又说，自曹、刘、鲍、谢、李、杜诸人皆莫及也。这个评价高得惊人，尤其出自一个什么样的场面都见过的人之口。

为什么偏偏是苏轼？我想跟处境有关。

一个人被赶到岭海之外，再去读那些铺排典丽的六朝文章，未必能对得上心境；倒是种豆南山下这种句子，读着踏实。同样的一句话，在顺境里读出来，和在一个人的暮年里读出来，分量是不一样的。

从那以后，陶渊明的位置就一路往上，再没有下来过。到今天，他是中国古代最有名的田园诗人，这几乎成了常识的一部分。

所以他的位置，前后变过两次。

第一次发生在他死后的头一百年。不是他的诗变了，是那把尺子根本没有量到他。

第二次发生在七百年后。也不是他的诗变了，是那把尺子换了刻度。

我有时候会觉得，文学史的评价很像一场迟到的对话。说话的人早就不在了，却还要等上几百年，才等到能听懂他的那一批耳朵。

陶渊明没有活到那一天。他甚至不知道自己会被这样记住。

不过话说回来，他大概也不在乎这个。一个人能在死前替自己写好祭文，对身后的事多半已经看得很淡了。

一个人的名声，有相当一部分是后人给的，而且往往给得不由分说。

陶渊明自己没有争过这件事。他连祭文都替自己写好了。

那篇祭文的最后，他说：人生实难，死如之何。

这八个字我读过很多遍，一直觉得它比所有的评语都更接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