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商隐集里那些《无题》，「无题」这两个字是他本人写的吗？

无题这两个字，是李商隐留给后世最大的一个记号。可它偏偏又不是一个记号——它是一道题。

一个人写了诗，又不给它题目，并且让这件事成了自己的招牌，在唐人里是很反常的做法。

要知道唐人作诗，题目往往长得很。杜甫有《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李白也有《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这样的题目。

那些题目不是空摆着的，它们承担了很实在的功能：交代写给谁、在什么场合、因为什么缘由。读唐人的诗，题常常是先读的一半。

李商隐走的却是另一条路。今本里题作《无题》的诗，约十五六首，各家统计略有出入。

可问题也就在这里：这两个字，是他自己写上去的吗？

这听着像钻牛角尖，其实不是。答案不一样，我们读这些诗的姿态就不一样。

先把人摆出来。李商隐字义山，号玉溪生，又号樊南生，怀州河内人，也就是今天的河南沁阳，祖籍陇西。

我自己把这些无题诗摆在一处看过，先注意到的不是诗意，是它们彼此的关系。

这十几首其实并不相干。《昨夜星辰昨夜风》写的是一场夜宴，人在席上，隔着座位行令，灯是红的，最后听见鼓声要起身去当值。《来是空言去绝踪》写的是一个等到五更的人：月斜了，钟响了，梦里在作别，信是催着写成的，墨都来不及浓。《相见时难别亦难》又是另一副样子，东风无力，百花残。

题材不同，口吻不同，年代大概也不同。它们唯一的共同点只有一个：都没有题。

这一点恰恰让我生疑。一个诗人若是有意不给诗命题，那是风格，他自己清楚自己在做什么；可若是一集之中散着十几首彼此毫不相干的东西，恰好都没了题，那更像另一回事——像编书的人手里攒了一批失题的稿子，懒得再想，索性归到一处。

这不是定论，只是一个起疑的地方。要往下走，得先看他的集子是怎么来的。

李商隐亲手编定的，是他的骈文，不是诗。这件事有他自己的序可以作证。

大中元年（847），他把历年所作文章收拾了一遍，编成《樊南甲集》二十卷，收了四百三十三篇；序是他自己写的，里面还交代了编集的经过与当时的心情。隔了几年又编了《乙集》。

换句话说，他是个有编集习惯的人，对自己的文字付印这件事并不马虎。那么诗为什么不见自编？

最省事的解释是来不及。他卒于大中十二年（858），年约四十六岁，这个年纪说不上老。诗稿大概还在案头，并没有定本。

他身后留下的，是一批没有编定的稿子。宋初的公私书目里著录的李商隐诗，卷数都很小，三卷上下而已。三卷装不下写过那么多诗的人。

那么无题这两个字，多半是后来编书的人加上去的。可又不全是。

所以要分开两件事：一种是失题，一种是有意不题。

分开的办法只有一个——找一首场合清楚的无题诗来看，看它是不是真的无从命名。

《昨夜星辰昨夜风》就合适。

这首诗值得一句一句看：昨夜星辰昨夜风，画楼西畔桂堂东。身无彩凤双飞翼，心有灵犀一点通。隔座送钩春酒暖，分曹射覆蜡灯红。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

前两句先把地点钉死：画楼的西边，桂堂的东边。中间那一联是人人都会背的，可真正给这首诗定住位置的，是后面四句。

送钩是把钩藏在手里让人猜，射覆是把东西盖起来让人猜，两样都是酒席上行令的玩意儿。隔座、分曹，写的是席间分了组在玩；春酒暖、蜡灯红，是这个场合的温度与颜色。

然后诗忽然收住：嗟余听鼓应官去，走马兰台类转蓬。听见鼓声，他得去当值。兰台是汉代的叫法，唐人常借它指秘书省，李商隐早年在那里做过校书郎。

一场夜宴，一个在座的人，中途被鼓声叫走。这个场合具体得几乎可以复原。

问题就来了：一场场合这么清楚的诗，为什么不命题？

唐人写夜宴，通常是要在题里交代的——谁的席，在哪儿，为什么写。这是当时通行的规矩。

他没有写。这就是我要的那条缝。

所以这一首，我倾向于是他自己不肯命题。若只是编书人手里失了题，很难解释为什么偏偏失在这一首上，而这一首的线索又这么齐全。

那么他为什么不肯？

最说得通的一种可能是：席上那个人是谁，他不便写出来。诗里写得分明的是场合，含糊的是人。

我只能说到这里，再往下就是猜了。

但一首已经够了。既然这十几首里至少有一首是有意不题，那么其他各首中也该有一部分属于同一类。

那么剩下的，恐怕就是失题。这一类今天已经无从追回。

而这正是最不好办的地方：两种情形混在同一个题底下，我们没有办法逐首分辨。

还有一条线索可以佐证编者手里的窘境。

今本李商隐集里有一批题目，其实就是取了诗开头的两个字。《锦瑟》就是这样：锦瑟无端五十弦，于是题就叫《锦瑟》。

这个做法本身说明了什么，不用多讲：编者手上有诗而无题，只好拿首二字充数。

说到取首二字为题，这件事其实有个很老的源头。

《诗经》里的篇名就是这么来的：关雎、卷耳、蒹葭、鹿鸣，都是取第一句的头两个字，本来并不是题。汉代的乐府也多半如此。那个时候的诗，本来就不一定有题，是后来的人为了称说方便，才替它们各安了一个名字。

到了唐人手里，情形是反过来的：唐人作诗是有意命题的，题是诗的一部分，往往还带着对象与场合。可一旦稿子在传抄中散了题，编书的人就只好退回最古的那个老办法，取开头两个字顶上。

李商隐集里的《锦瑟》就是这样来的。而在同一部集子里，另一批却没有这么处理，只标了一个无题。

一集之中两种办法并存，恰恰说明当时编书的人手上是窘的。他面对的不是一部整齐的稿本，而是一堆来历不一、残缺程度也不一的抄件，只能一首一首地想办法。

我读这一段的时候，总免不了要去想那个很具体的场面：一个人点着灯，翻着一堆没有头绪的纸，翻到一首实在找不出题的，就写下两个字——无题。

他大概没有想到，这两个字后来会变成中国诗里最有名的一个题。

那么同样的稿子，为什么有的取首二字，有的却标作无题？

我想不出一个整齐的规则。也许只是编者前后手法不一；也许无题在更早的时候只是一个标记，表示此题待补，后来抄书的人照着抄下来，它就成了题。

这一步很要紧。一个标记一旦变成题目，后人就要追问它的意思。

无题这两个字被越读越重，是后来的事。唐人自己并没有把它当作一种体。李商隐身后，宋人的选本与诗话里，这些诗多半还是当作寻常的艳情或感遇来读。

到了明清，情形变了。无题渐渐被理解成一种姿态，一种有话要说却不便明说的写法。于是每一首无题都被追问寄托：是写给谁的，是在说自己身世，还是别有所指。

这个读法本身很有意思，可它有个绕不开的毛病：它是从题出发的，不是从诗出发的。因为题是空的，所以读者往里填；填进去的东西彼此矛盾，于是更觉得深。这是个循环，而且越转越紧。

我不打算替他辩解，也不打算替他坐实。我只是觉得，在读那些寄托之说以前，先弄清这道题是谁写的，是更该先做的一步。

至于他为什么会有那么多不便明说的东西，通常的解释是党争。

李商隐早年受令狐楚赏识。令狐楚教他写骈文，可以说一手提携了他。令狐楚死后，他进了王茂元的幕府，还娶了王茂元的女儿。

旧说以为令狐一系属牛党，王家属李党，他这一走就成了背恩，从此两头不讨好，一生的困顿都由此而来。

这个说法讲得很顺，顺得让人不太放心。近几十年的研究者已经指出，把一个人四十几年的遭遇全挂在两党的对立上，是把事情简化了。他辗转于各处幕府，桂州、徐州、梓州，最后罢幕归郑州而卒，每一次的去留都有具体的缘由，未必都能塞进那两条线里。

我不取那个方便的说法，可我也说不出一个更好的。这是实话。

所以我的答案是：今本那十五六首无题里，有意不题与编集失题两种情形大概都有，而今天已经无法逐首分辨。这是文献上无可奈何的事，我没法做得更细。

还有一处细节我觉得不该放过：同一首诗，在宋人的引文里常常有不一样的题名。宋人编的类书与诗话引到李商隐的句子，有时给出的题与今本对不上，或者干脆不标篇名，只说一句李义山诗。这类出入看着琐碎，其实说明一件事——从晚唐到北宋这一百多年里，李商隐的诗并不是以一部定本的面貌在流传的，而是以零散的抄件、选抄、口口相传的句子，各自在人间跑。题在这种流传里是最先丢的东西：诗句好记，题最容易忘。等到有人发心要把它们收拾成集，他能做的就只有把抄件拼起来，缺题的补，补不上的标个记号。所以今本里题目的混乱不是某个编者的疏忽，而是那段流传本身留下的形状。我把这件事想清楚之后，再回头看那十五六首无题，感觉就变了：它们不像是一个诗人刻意经营出来的体，更像是一批稿子在时间里磨掉了一层皮之后剩下的样子。

但有一件事我敢说。

无题这个题真正起作用的时刻，不是李商隐写下它的时候。很可能他根本没有写过这两个字。

真正起作用的时刻，是他死后，有一双手翻开那堆散稿的时候。

一个人把一个反常的动作留给了后世，后世又把这个动作读成了一种姿态。

而姿态底下站着的那个人，也许只是没来得及，也许只是不想说。

两种可能到今天还压在这两个字上，没有分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