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游活到八十五岁，诗存九千三百多首——他早年写的那些，是被他删到哪儿去了？

陆游存诗的数量，在中国诗人里数一数二。这件事常常被提起，却很少有人往深里追问。

今天能读到的，有九千三百余首。各家统计略有出入，总之在九千开外。

而他自己在诗里说过一句：六十年间万首诗。

这两句摆在一处看，很容易得出一个印象——他写了一万首，留下来九千多，几乎没丢什么。

可这个印象是错的。留存的这一批，在时间上的分布很不均匀。

九千多首里，绝大部分写于他的后半生，尤其是四十六岁入蜀之后到去世的那四十来年。越是晚年，写得越密，几乎到了每天都有几首的地步。

换句话说，他早年的东西消失了很大一部分。

那么一个人为什么要删掉自己写的诗？这件事值得想一想。要先说的是，这些并不是被人弄丢的。

要说清楚这件事，得先把人摆出来。

陆游字务观，号放翁，越州山阴人，也就是今天的绍兴。他生在宋徽宗宣和七年（1125）。第二年冬天，金兵就打到了汴京城下。他是跟着家里人一路往南逃的，那时还在襁褓里。这件事他一辈子没有忘，也构成了他后来写诗的那一层底子——他诗文里反复出现的北方，其实多数时候他自己并没有见过。

他的父亲陆宰是有名的藏书家，也是个在立场上不肯含糊的人。家里来往的多半是主张用兵的士大夫。这样的家庭给了他两样东西：一是很早立下的志向，二是很早就知道朝廷里有人主和。

二十九岁那年他赴临安应试，考的是专为现任官员子弟设的锁厅试。那一榜他取了第一，同场的还有秦桧的孙子秦埙。到了第二年礼部试，秦桧示意主司把他黜落了。这个结果不难理解：一个排在自家孙子前头的考生，很难被人容得下。直到秦桧死后他才捞到一个实缺，出任福州宁德县主簿，那年三十四岁。

此后十几年他做的都是不起眼的小官，中间还因为力劝用兵而被免过职，赋闲在家。真正的转折来得要晚得多：乾道六年（1170），四十六岁的陆游受任夔州通判，动身西行入蜀。赴任那一路上他逐日记所见，后来成了一部《入蜀记》。

之后是南郑。

乾道八年（1172），他进了四川宣抚使王炎的幕府，驻地在南郑，也就是今天的汉中。这是他一生中最接近前线的一段日子。

他晚年回忆这八个月的时候写过：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写得满满当当，一股子得意。

这段日子结束得很快。王炎被召回，幕府也随之解散。

而陆游一生的诗，就是从这里换了路数。他自己后来把这件事讲得很清楚。

这件事他几十年后写过一首诗来记。题目长得像一篇文章。

《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

题目本身就说明了场合：夜读自己的旧诗稿。也就是说这是一次回头看。

诗里有这样一段。

四十从戎驻南郑，酣宴军中夜连日。打球筑场一千步，阅马列厩三万匹。华灯纵博声满楼，宝钗艳舞光照席。琵琶弦急冰雹乱，羯鼓手匀风雨疾。

这一段写得几乎是奢侈的。球场有多阔，马厩有多少匹，灯下在做什么，舞女身上的光怎样，都写到了。

然后是最要紧的两句。

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眼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

他说的是：就在那样的时候，忽然明白了诗究竟是什么东西。

三昧这两个字原是从佛家来的，指的是要害、诀窍。

一个人在四十八岁上忽然明白过来，回头再看自己二三十岁写下的东西，会是什么心情，这个我可以想象。

他的答案只有两个字：不存。不是丢了，是打定主意不留。

陆游删自己的诗，不是一次偶然的举动，而是贯穿了大半辈子的事。

这一点在编排与刊行上也留下了痕迹。不是空口说说。

淳熙十四年（1187），六十三岁的陆游在严州任上主持刊刻了自己的诗集，这就是后来《剑南诗稿》的初本。

刊刻之前，他把稿子重新收拾过一遍。

今天读陆游的人常会碰到一条让人不太踏实的记载。他在编排早年诗稿时写过几行题记，大意是说，这些都是他四十二岁以前所作，留下来的不到二十分之一。四十二岁那年是乾道二年丙戌，也就是公元1166年。

若是照字面看这句话，他四十二岁以前至少写过上万首——这个数目大得不太可能。所以我更倾向于另一种解释：那个比例指的是他当时某一批稿子的存留情况，而不是一生写作的总量。宋人的题记写得简略，缺了限定语，后人就容易读岔。

不过就算退一步，从二十分之一这一句里能看出来的东西也已经足够惊人：一个四十二岁的人，把自己前半生的诗几乎全否定了。

我每次想到这里都会有一点不自在。删掉的那些里面，肯定有不少是幼稚的、模仿的、应酬的；可也一定有一些，是因为别的原因不适合留着。这一部分今天已经无从查证，我只是怀疑，不敢断定。

而把时间排一排会发现，这种删发生在他明白三昧之后。

换句话说，删诗这件事与他对自己诗的重新认识是连在一起的，不是随手清理。

他晚年教儿子做诗，有两句很有名：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

这话听着是劝人去阅历，其实也在回答一个问题——什么样的诗才配留着。

还有一句也是同一个意思：文章本天成，妙手偶得之。

既然好东西是偶得的，那么把那些并非偶得的删掉，在他看来也就顺理成章。

可这里有一处我始终想不太通。按他自己的标准去衡量，晚年的诗未必首首都合格。

事实上，他晚年写得太多，多到不可能每一首都经过那把刀。应酬的、重复的、写着写着就滑过去的，都不缺。

成了一个跛脚的结果：前半生删得极狠，后半生却几乎没有删。

那么为什么晚年的几乎都留下了？我看有两个原因。

一个是年纪。人到晚年，删不动了，也不太舍得。

另一个更实在：他写诗的方式变了。

他晚年的诗常常被他当作日记来写。天气、种菜、做梦、牙疼、老朋友来了又走，什么都往上写。

他给诗起的题目也常常像一句闲话：《蔬食戏书》《书适》《幽居初夏》这一类。

这样的东西他自己大概也不当它是作品，只是当它是日子。日子是不删的。

于是有了那个结果：前半生删得最狠，最后二十年留得最全。这是同一件事的两头。

还有一件旧事，我觉得也该放在这里讲。

淳熙十六年（1189），他被人以嘲咏风月的名义弹劾罢官。

这个罪名说白了，是嫌他写得多、写得不合当时的规矩。

回到山阴之后，他索性把自己住的地方叫作风月轩。

我不清楚这是赌气还是坦然，也许是两样都有。

可这件事正好点出了另一层：在那个年代，一个诗人的作品可以成为罪状。既然如此，删有时候未必只是一种艺术上的取舍。

这一句也只是推断。我不想把它说得更重。

他最后活得很长。长到亲眼看着许多同辈人一个个死去，也包括他自己诗里反复提过的那个将来。

嘉定二年的冬天，陆游卒于山阴，年八十五。

临终前他写过一首《示儿》，二十八个字，嘱咐儿子在王师北定的那一天别忘了告诉他。

这首诗在中国大概没有多少人不会背，我也用不着再抄一遍。

我想说的是另外一件事。它与这首诗有关，却不在诗里。

他走的那一年距今已经八百年。留下的诗九千三百多首，是今天能看到的全部。

而看不到的那一部分，是他在南郑明白过来之后，自己动手删去的。

有意思的是，删掉的东西偶尔还会漏回来一些。近人从宋人的笔记、地方志，以及题刻和书帖的残迹里，陆续辑得若干陆游的佚诗，数量不算多，其中有一部分正属于他早年那些被处理的年份。

这些句子重新被人找到的时候，往往不是因为它们写得好，而是因为抄在某处、刻在某地，恰好躲过了他自己的那把刀。

每想到这里我都会觉得，一个诗人要想删干净自己的过去，其实是很难办到的。有些东西总会留下一点点缝。

一个诗人最后留下的样子，往往是删出来的。这话听着平常，落到陆游身上却很具体。

这个人偏要把前半生删干净，再把后半生一天天地写下来。两种做法加起来，成了一部很不均衡的诗稿。

不均衡是事实。可我读的时候偶尔会想，要是他还留着二十岁那些工整而空洞的句子，我们对他的印象会不会反而淡一些。

这只是个念头，并没有答案。写到这儿我也不知道该往哪边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