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清照四十九岁再嫁，不到一百天就告到了官府——她为什么宁肯自己坐牢也要离？

绍兴二年（1132）九月，临安城里办了一桩不大不小的官司。案情本身平常得很，只是告发人的身份有点特别。

被告的是一个叫张汝舟的官员。有人告他当年应举的次数是虚报的，靠这个混进了官身。告发他的人不是别人，正是他自己的妻子。

结果张汝舟罪名成立，除名之后编管柳州。一桩看似普通的官场案子，牵着的却是一个很不寻常的告发人。

这件事写进了南宋人李心传的《建炎以来系年要录》。那是一部编年体的史料，记事一向很省。

他写完张汝舟的处置之后，补了一句：这位李氏，是李格非的女儿，能写歌词，自号易安居士。一部编年史里为什么要插这么一句闲笔？大概是因为在李心传看来，一个以词出名的女人跑到官府去告自己的丈夫，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记。

这里要说一句宋朝的规矩：妻子告发丈夫，即便告的是实情，按律也要坐牢。她显然是知道这一点的。

这一年李清照四十九岁。她与前夫赵明诚之间没有子女。

而三年前丧夫之后的那一段日子，是后面这些事的一层背景。不先讲清楚，就接不上。

三年前，也就是建炎三年（1129）八月，赵明诚在建康病故，那年他四十九岁，李清照四十六岁。两个人从青州归来堂起就开始收集金石书画，前后积了二十年，光屋子就装了十余间。赵明诚一死，这批东西全压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原本想把主要的图籍送到朝廷去，可那时高宗在江南一带行踪不定，她就带着这批东西一路追着行在走：从建康到洪州，从洪州到剡县，再到温州、越州、衢州。金兵追得紧，东西散得更快。到绍兴二年前后，她手里剩下的已经不多了。

她在《金石录后序》里把这些经过写得极细。剩下的那一部分里，有被人趁乱盗走的，有被人拿几件铜器巧换掉的，也有被有权势的人强行取去的。

篇末她写了一句话，读到这里很难不动容：何得之艰而失之易也。

一个四十九岁的女人，没有子女，父母早已不在。夫家这一边也已破落，能指望的人不多。

她身边连一个能替她拿主意的近亲都没有。弟弟李迒那时尚在朝廷里做着一个不大的官，自顾不暇。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绍兴二年的夏天，她嫁给了张汝舟。议论这件事的人，从那时起一直到现在都没有断过。

张汝舟这个人，史料里留下的痕迹不多。只知道他当时是个不大的官，在诸军审计司里任职。

他为什么要娶一个四十九岁、而且家产已经所剩无几的女人，后人有两种说法。

一种说他图的是赵家剩下的那些金石书画。李清照在事后写的那封信里，用了「彼素抱璧之将往，决欲杀之」这样的话——意思大约是，对方原本就是冲着她怀里那块玉来的。

另一种说法要平板得多：一个丧偶的中年官员想续弦，一个无依的中年寡妇想有个着落，本来就是很常见的事。

无论出于哪一种，这桩婚事很快就坏了。

李清照那封信里对这段日子有一句极重的形容：忍以桑榆之晚节，配兹驵侩之下才。

桑榆说的是年月已晚，驵侩指的则是他这个人俗不可耐，市侩气重。这两个词放在一处，她下笔时的心情可想而知。

至于为什么这么快就反目，信里讲得也不算含糊。

她说自己是「身既怀臭之可嫌，惟求脱去」，也就是说日子已经到了难以忍耐的地步。

而真正让她能一刀两断的，是她手里握着张汝舟的一个把柄，也就是宋人记载里那四个字：妄增举数。

这四个字，得解释一句才明白。

宋代科举有一种照顾老举子的办法，叫作特奏名：应举到了一定次数仍然没有中式，可以由朝廷特别赐一个出身。

次数是要算的，所以举数成了能不能沾到这个恩典的依据。张汝舟虚报了自己的应举次数，他的官就是这么来的。

这是一条一查就能落实的罪，而且查起来并不难。

于是她去了官府。这一步迈出去，她自己就要搭进去两年牢狱。

整件事里最不好理解的地方就在这里。她明明知道后果，可她还是去了。

有人替她算过：以她当时的处境，若是把这口气忍下去，未必就会落到什么地步。

可换个角度想，一个能在二十岁上写出那些词的人，到五十岁也不会忽然变得能忍。

张汝舟除名，编管柳州；李清照这边按律本该系狱，她也确实进了牢。

至于她被关了多久，各家说法不一。宋人的记载里有一种说法是九日，另一种把它说得更长。

最后是翰林学士綦崇礼出面，把她保了出来。

事后她给綦崇礼写了一封信，就是后来传下来的《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

这一封信今天读起来让人有点不好受。它写得极尽感激，也写得极尽难堪——一个人要到什么地步，才需要把自己再嫁与反目的经过，一件一件地写给一个外人听。

而这封信，也成了这件事最硬的一份证据。

真正麻烦的地方其实在后面。这样一桩在宋代自有记载、并且当事人自己也写到的事，从明代开始有人不认了。最先提出疑问的是明人，接下来清代的俞正燮做了一篇《易安居士事辑》，用力最勤，专门要把这件事从李清照的一生里抹掉。他的一条理由是，李清照出身名门，父亲李格非是苏门的人物，夫家又做过宰相，这样的人家怎么会让她在这个时候改嫁；另一条理由是时间算不下来，绍兴二年前后她各处流徙，行踪很难排出一段可以成婚的空档。俞正燮之后，陆心源、李慈铭等人都接着做过类似的文章，路数大同小异，多半集中在排比年月与怀疑记载者的动机上。这些考据做得很细，有些地方也确实戳到了宋人记载的疏漏处。

可是有一条他们绕不开：李清照自己写的那封信。

只要《投翰林学士綦崇礼启》出自她手，这场婚事就发生过。

后来的办法是把这封信说成伪作，或者说成是别人嫁祸篡改。可是要证伪就得拿出足够的理由，而这些理由本身又多半建立在「她不该这样」的预设上。

于是这里出现了整件事里最有意思的一层。

明清两代争着替李清照辩白的人，用的其实是他们自己的标准。

到了明清，朝廷旌表节妇，地方志里列女成篇，一个寡妇守不守得住成了极大的事情。

他们很难想象宋代并不是这样。

而宋代其实另有情形：妇人再嫁在当时并不稀奇，士大夫家的女子改适的例子随手就能数出几个来。范仲淹的母亲谢氏就曾改嫁朱氏，这件事范仲淹自己从来没有讳言。

换句话说，李清照的那件事，放在当时的风气里，未必像后人想的那么惊世骇俗。

把它看成奇耻大辱，因而认定一定有人在污蔑，这恰恰说明看的人离那个时代已经很远了。

到了近代，翻案的空气淡下去，学者重新回到史料本身。

李心传是南宋人，记这件事相去不远；赵彦卫的《云麓漫钞》又把那封信全文钞了进去。这些材料凑在一起，很难说是谁在一手编排。

于是多数意见回到了原点：事情是真的。

她四十九岁再嫁，前后不到一百天就散了。

她宁可自己去坐牢，也要把这桩婚事了结干净——这个人写词极细，做起事来也一样决断。

而在她后半生留下的文字里，几乎没有提过这一段。

今天能读到的她晚年的作品，多半写的还是汴京的旧事、那些已经散掉的东西。

「中州盛日，闺门多暇，记得偏重三五。」这是她在《永遇乐》里写的句子。

一个人在暮年反复想起的，是少年时候的上元灯市。

这一年之后，李清照又活了二十多年，大约卒于绍兴二十五年（1155），活到七十三岁上下。她最后这些年是怎么过的，留下来的材料极少。

能确定的是，她仍旧在收拾赵明诚的遗稿，替《金石录》写成了那篇有名的序；也仍旧在写词，只是笔下再没有了年轻时候的轻快。

那场官司在她生前留下什么影响，今天已经看不太清楚。南宋的笔记里提起她，还是把她放在本朝最出色的词人里面，似乎并没有因为这件事而把她看低。

真正把它当成污点、并且花了几百年工夫要替她洗掉的，是后来的朝代。这件事说起来有点讽刺：替她辩白的人越多，她这一段经历反而显得越见不得人。

其实照宋人的眼光看，她做的只是一件必须了结的事。把它说成羞耻的，是宋以后的人。

至于绍兴二年那一场，她一个字也没有写下来。让它留在别人的记载里，也许是她自己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