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说自己四十岁以前写了一千多篇，今天只剩二三十首——那些东西到哪儿去了？

宝元二年（1039），北宋一个叫王洙的人把能找到的杜甫诗文汇成一编，得二十卷，诗一千四百余首。

这一年，距离杜甫去世已经过去了二百六十九年。

一个今天被看作唐诗代表的人，他的全集要到死后快三个世纪才第一次被人系统地收拾出来。这件事放在唐代的大诗人里，是很不寻常的。

王洙之前当然也有人做过，而最早的那一次离杜甫很近。

唐代大历年间，润州刺史樊晃编了一部《杜工部小集》，六卷，收杜诗二百余首——具体数目各家说法不一。樊晃与杜甫的时代几乎相接，他在序里说：杜甫的文稿有六十卷，流传在江汉一带。

他为什么要编这么一部小集，序里也讲明白了：那时正是用兵的年头，文集散在南方，能见到的已经不多，再过些年恐怕连这些也没了。于是他把手上所有的挑出来，编成六卷。

六十卷这个数目大得有点可疑。这是樊晃在序里写下的话，后来的人多半照着抄。

今天通行的杜集二十卷收诗一千四百余首，若照这个比例换算，六十卷该有三四千首。杜甫不大可能写那么多——这多半是连文章一并算了进去，或者数目在传抄中有了讹误。可即便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樊晃当年能见到的，也远比今天要多。

而杜甫自己说起来的，又是另一回事。

天宝年间他向皇帝进《雕赋》，附了一道表，里头写着：臣自七岁所缀诗笔，向四十载矣，约千有余篇。那一年他还不到四十岁。也就是说，四十岁之前，他已经写了一千多篇。

今天还能读到、并且可以确定写在他四十岁以前的杜甫诗，数来数去大约只有二三十首。

四十岁以前的一千多篇，与今天剩下的二三十首——中间空出来的那一大块，就是这些东西的去向。

于是要问一句：这一千多篇，是怎么丢的？

答案的一部分，在他四十岁以前的经历里。

杜甫生于先天元年（712），家在巩县。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有名的诗人，他自己七岁就能作诗。开元十九年（731）起他开始在吴越一带漫游，走了三四年，回来应试不第；此后又转向齐赵，前后又是五六年。那时候他正年轻，多年以后追忆那几年，写下的句子是：放荡齐赵间，裘马颇轻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天宝三载（744），他在洛阳遇见李白，两人相约同去梁宋一带，途中又遇上高适——这一趟同行在文学史上很有名。天宝五载（746）他到了长安，从此困在这座城里，直到天宝十四载（755）才离开，前后整整十年。这十年中间，天宝六载（747）玄宗下诏，命天下有一艺之长的人都到京师应试；宰相李林甫把这一科办成了无人及第，回过头来向皇帝道贺，说是野无遗贤。杜甫就在这一科里。

困守长安的这些年，他后来回忆过一句：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

一个人在长安奔走十年，求的只是一个出身。写出来的东西多得数不清，而他自己显然并不看重那些写得最容易的应酬之作。

这里还有更现实的一层。这十年他在长安连个固定的住处都未必有，稿子写在哪里、交给谁保管，都是问题。

天宝十四载（755）十一月，安史之乱起。此后的十四年，杜甫一直在走，在逃，在漂。

他从长安奔奉先，又转白水、鄜州；被叛军捉回长安羁押，逃出至凤翔行在，授左拾遗，随即因为疏救房琯被贬华州；乾元二年（759）他弃了官，携家往西，先是秦州，再往同谷，年底进入蜀地。

一个逃难的人，随身能带的东西总是有限的。行李、书籍、手稿，在这样的路上不可能都保住。

他在同谷住了不到一个月就不得不南下，那一段日子留下的诗里写着：岁拾橡栗随狙公，天寒日暮山谷里；中原无书归不得，手脚冻皴皮肉死。手脚冻到裂开，靠捡橡栗过日子。手稿在这样的行旅里，恐怕是最先被丢下的东西。

逃难路上丢掉的，是随身的那一部分。而剩下那一大半丢在哪里，还得往另外一处找。

这就牵扯到一件更不好承认的事：杜甫活着的时候，并不怎么出名。

唐人自己编的几种唐诗选本，值得拿来翻一翻。其中最要紧的一种，是殷璠的《河岳英灵集》。

这部书收录的是开元初到天宝末这一段时间的诗人，选了常建、李白、王维、高适、崔颢、王昌龄等二十余家，公认是唐人选唐诗里最好的一部。此外还有芮挺章的《国秀集》，也是当年通行一时的读本。这两部书里，都没有杜甫。

这并不是哪一桩排挤的结果，主要是当时人的趣味不在他那里。盛唐人偏爱清刚俊逸、自然明秀的一路，而杜甫那时候写的东西沉郁顿挫，用典也重，读起来并不讨巧。

那么同时代的人怎么看待他？

李白给他写过诗。鲁郡石门一别时的「何时石门路，重有金樽开」，后来又有「思君若汶水，浩荡寄南征」。这些都写在朋友之情上，没有一句是说他的诗。

高适也有诗寄他。至于推崇，当时倒也不是没有：任华写过一篇《寄杜拾遗》，劈头就说「杜拾遗，名甫第二才甚奇」，话讲得很满。可这样的声音，在那些年里实在太少。

换句话说，在杜甫活着的时候，几乎没有人想到要替他把文稿好好保存起来。

那么，他的诗后来是怎么等到被人看见的那一天的？这个转折来得比想象中要晚。

元和八年（813），杜甫的孙子杜嗣业要迁葬祖父，一路到荆州，请元稹写了一篇墓系铭。元稹在里面写下了一句分量极重的话：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韩愈也说得很重：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这是《调张籍》里的句子，那时候杜甫已经去世四十多年了。

白居易推重新乐府的同时，也把杜甫排在自己最敬重的前辈里面。

可是推重归推重，杜甫的诗在当时仍旧难得一见。元稹在那篇铭里也交代了一句，说他自己能读到、能见到的杜甫作品，其实很有限。

一部诗稿被人推重，与它被人读到，原来是两回事。前者靠几个懂行的人就够了，后者要有成百上千的抄本才行。

这个局面要到五代北宋才慢慢改变。宋人对杜甫的兴趣极大，访求、抄录、校勘的人多了起来，于是有了王洙那二十卷。

嘉祐四年（1059），王琪在苏州把这个本子刊刻出来，还附了他所见到的集外诗——从这时起，杜甫的诗才算有了一个能让人通读的定本。

写得再远一点：这一年距离杜甫去世已有二百八十九年。一个人要用这么久，才能被完整地读到。

把这个时间与另外几位诗人的情形放在一处看，差别就很清楚了。杜甫在这一点上几乎是孤例。

李白活着的时候就有人替他编集：李阳冰为《草堂集》作过序，魏颢也编了《李翰林集》。王维的集子，是他的弟弟王缙奉代宗之命编成后进呈上去的。白居易更省事，他自己动手编了文集，还抄了好几份分别藏在几座寺院里。

相比之下，杜甫这一边什么都没有。他没有显贵的门生故吏，也没有愿意替他刊行的家人。

他去世的地方在湘江上的一条船里，那是大历五年（770）。两个儿子杜宗文、杜宗武当时年纪尚轻，后来也没能把父亲的文稿收拾出来；真正把这件事做成的是他的孙子杜嗣业，而那已经是他去世四十多年之后的事了。

他自己也没来得及动手整理。要说他在世时连要不要把诗编成集子恐怕都不是一件迫切的事，也不算冤他——那时候并没有多少人在等着读。

所以回到开头那个问题：四十岁以前的那上千篇，究竟到哪儿去了？答案大概是分作三层。

一部分丢在逃难的山路上，一部分毁在连绵的战火里；还有相当一部分，是在他尚未出名、也还没有人想到要替他保存的那些年里，安安静静地散掉了。

这是散佚里最难补救的一类。逃难丢掉的还在路上，说不定哪天被人捡回来；而无人保存的那一部分，从写成的那一天起就不曾被什么人记挂过。

杜甫自己晚年写过两句：百年歌自苦，未见有知音。这两句见于他的《南征》。

那首诗写在大历四年（769），这一年他五十八岁，距离他去世不到两年。

一个人到了五十八岁还这么写，可见他心里是清楚的。他知道这些年自己写下的东西，没有多少读者。

有意思的是，他还写过另外两句，写的是李白：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

这两句本来是替李白说的，后来却常常被人拿来看他自己。

而最后，它大半落在了他自己的身上。这大概是文学史上最不公道的一次应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