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出自哪里？「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说的是什么？

这一章开头一口气举了六个人：舜、傅说、胶鬲、管仲、孙叔敖、百里奚。六个人的共同点是出身都低——耕地的、筑墙的、卖鱼盐的、当囚犯的、隐居海边的、在市上被人买卖的。我读它的时候，最先注意的不是后面那段「苦其心志」的名言，而是这六句：孟子在讲道理之前，先摆了六个人的履历。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舜从田间耕作之中被起用，傅说从筑墙的劳作之中被举拔，胶鬲从鱼盐的买卖之中被举拔。这三句是第一组三人。

畎亩是田地，舜曾耕于历山。傅说为殷高宗武丁之相，相传其本为筑墙的刑徒，武丁梦得圣人而求之，遂举以为相。胶鬲为殷末贤人，相传曾贩鱼盐，周文王举之。

「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管夷吾从狱官的手里被举拔，孙叔敖从海边被举拔，百里奚从市集上被举拔。这三句是第二组三人。

管夷吾即管仲，曾为公子纠之臣，事败被囚，鲍叔牙荐于齐桓公，遂任以为相。士此处指狱官。孙叔敖为楚庄王之相，相传其隐于海畔。百里奚曾为奴，秦穆公以五张羊皮赎之于市，授以国政。

六个人，六个出处都不一样，而有一个共同点：都起于微贱。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上天要把重大的责任交给这个人，一定先使他的内心痛苦，使他的筋骨劳累，使他忍饥挨饿，使他身受穷困，使他所做的事都不顺遂。这几句是全章最著名的几句。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五件事，一件比一件难挨，而句句都落在身体上。

「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用这些来触动他的心志、坚忍他的性情，增加他本来不具备的能力。这两句说明上面那些苦的意义：不是折磨，是增益。

「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人常常犯错，然后才能改正；心里困惑，思虑阻塞，然后才能奋发；表现在脸色上，吐发在言语中，然后才能被人了解。这几句由上面的古人讲到一般人：过失、困惑、而后奋发。

困于心，衡于虑——衡通横，梗塞不顺的意思。心里堵塞住了，才有奋起的那一下。

「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国内没有守法度的大臣与辅弼的士人，国外没有敌国与外患，这样的国家常常会灭亡。这两句由个人推到国家，也是全章最要紧的一转。

法家指守法度的大臣，拂士指能匡正君主过失的贤士；拂通弼。这两句说的是：内无谏诤之臣，外无对手之国，则上下相安于无事，而亡随之。

个人要忧患才能奋发，国家要外患才能警醒；孟子把这两层合在一处，才得出最后那十个字。

「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这样之后才知道，忧患使人生存，安乐致人死亡。末句是全章的收束，也是题目所出。

这一章在《孟子》中属《告子下》篇。该篇多论人性、修养与为政，此章所论，与其性善之说相为表里：孟子以为人的心力与才干不是天生就成的，要在困厄中磨砺出来；而国家也须有忧患方能自持。《孟子》七篇，为孟子与其弟子万章、公孙丑之徒所著，汉时列于传记博士，宋以后入十三经；朱熹取其与《论语》《大学》《中庸》合为四书，为元明以来科举的定本。孟子（约前372—前289）名轲，邹（今山东邹城）人，游说齐、梁诸国而不能用，退而著书。他从游说的列国回来，写下的是这样一章：人要经历那些，才成得了事。从体裁上说，这是诸子散文中的论辩之文，而它的写法极特别：不先说理，先举六个人的履历，由事入理，层层推进。六句排比之后接一段推论，再推到国家，末以一句作结。前人以为《孟子》之文长于气，此章正是以排比取气。六个人的履历铺在前面，道理就自己站住了；这是《孟子》用得最熟的笔法。

历代评这一章的极多。有人称其励志，以为「苦其心志」数语可作座右铭；也有人以为它说的未必尽然——困厄能磨砺人，也能毁掉人，二者之间没有必然。后一说自有道理，而孟子这一章本不是要论因果，他是要说：人在顺境里容易松懈，在逆境里才会用力。

困厄未必成全人，而顺境确实容易废人；这一章真正说的，其实是后一半。

这一章在后世入选各种选本，是历代读本中的常客。「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后来都成了常用语，用的人往往顺口引来，而未必记得前面那六个人的名字。

我读它，最在意的其实是「恒」字。人恒过，然后能改——恒是常常。一个恒字说的是：犯错是常事，改也是常事，两样都在常理之中。而这一章里还有一个「恒」字：国恒亡。同样的一个字，前一个说人，后一个说国，而意思正好相反——人常常能改，国常常会亡。

孟子一生游说诸侯而无所遇，这一层与他所处的时代有关。战国中期，各国所急者在富国强兵，而孟子所谈者在于仁政与王道，二者本不相合。他见梁惠王，惠王问他「何以利吾国」，他答以「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见齐宣王，宣王问齐桓晋文之事，他答以「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转而说保民而王。两次问答都记在《孟子》开篇，说的都是同一件事：他要讲的与国君要听的，从来不是一路。他晚年退而与弟子著书，七篇之中多是他当年说过的那些话。孟子在汉时尚与诸子并列，唐以后渐受推尊，韩愈以为其道承孔子之统；宋神宗时诏封邹国公，配享孔庙，元文宗至顺元年（1330）加封为邹国亚圣公，「亚圣」之称遂定。

他被尊为亚圣，那是元朝以后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