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写于何时？「弟子不必不如师」是怎么说的？

这篇文章是韩愈写给一个学生的，而起笔却像在跟整个时代争论。古之学者必有师——这句话在今天看来平平无奇，而在他那个时候是反驳：当时士大夫之间不以相师为荣，反倒以拜师为耻，谁要是说某人是我老师，旁人就要笑他。我读它的时候，最先注意到的不是那些道理，而是它的语气：通篇都在说理，而一句一句都带着火气，写到「今其智乃反不能及」时几乎是当面讥讽了。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靠他来传授道理、讲授学业、解答疑惑的。这两句是全篇的总纲，其中「传道受业解惑」六字，是自古以来论师最常被引用的话。

六个字分三层：传其道，授其业，解其惑。排在最后的是解惑，而排在最前的是传道——韩愈所说的道，指的是儒家的道。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一切的，谁能没有疑惑？有疑惑而不跟老师学，那疑惑终究解不开。这几句说的是从师的必要，说得很平，而道理极硬：有惑就要问，不问就永远是惑。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出生在我之前的，他懂得道本来比我早，我跟着他学；出生在我之后的，他懂得道也比我早，我跟着他学。这几句说的是：从师只看闻道的先后，不看年纪。

「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我学的是道，哪里用得着管他比我先生还是后生呢？这一句把上面两句收住，语气极决绝。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以无论贵贱，无论长幼，道在谁那里，师就在谁那里。这一句是全篇最著名的句子之一，也是它最能立得住的一句。

贵贱与长幼，是当时人拜师时最在意的两个顾虑；他把这两样一并抹去，只留下「道」一个标准。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唉！从师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想要人没有疑惑也就难了。这两句由议论转入批评，一个「嗟乎」领起，语气忽然沉下来。

「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古代的圣人，超出常人很远，尚且跟老师请教；现在的人，比圣人差得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这两句是古今对比，也是全篇最见火气的地方。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疼爱自己的孩子，就挑选老师来教他；对于自己呢，却以拜师为耻，这真是糊涂。这一句说的是一种常见的矛盾：肯为孩子请老师，自己却不肯学。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不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不懂得断句，有疑惑解不开，有的去请教老师，有的却不；小的学了而大的丢了，我看不出他明白在哪里。这几句讥讽的是当时人只在字句上求师，而不在道义上求师。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位高的人为师又觉得近乎谄媚。这两句说的是当时士大夫的两难心理，也是这篇文章里最见观察力的一联。

两句把那种顾虑写得极准：拜低的人为师怕丢脸，拜高的人为师怕人说拍马——于是干脆不拜。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一说起老师、弟子这样的话，就聚在一起笑话他。这几句是全篇最尖锐的对比，也是最得罪人的几句。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巫医乐师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与他们并列，而如今君子的见识反倒赶不上他们，这难道不奇怪吗？末句是讥讽的顶点：被看不起的人反而做得对。

「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所以弟子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也不一定比弟子贤能。懂得道有先有后，学术技艺各有专门，不过如此罢了。这几句是全篇的收束，也是历来传诵最广的几句。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谥文。三岁而孤，由兄嫂抚养；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贞元十八年（802）为四门博士，次年拜监察御史；贞元十九年（803）因上疏论天旱人饥，贬阳山令；元和十四年（819）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几至论死，贬潮州刺史，后移袁州；穆宗即位后召还，官至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卒，年五十七。他一生上过两次险些要命的疏；这个人是不怕得罪的，而《师说》正是他三十五岁时写的。这篇一般系于贞元十八年（802），时任四门博士。所赠之人李蟠，为其弟子，好古文，通六艺经传，贞元十九年（803）进士及第；韩愈嘉其能行古道，故作此篇赠之。李蟠这个人后来在史书上没有多少事迹；而赠他的这五百多字，传了一千二百年。他不只是写文章，还在做一件事：与柳宗元同为古文运动的倡导者，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骈文的浮华之风。他所倡导的古文，即先秦两汉的散体文；《师说》这一篇正是这一主张的现身说法——通篇散句，间以排偶，气势充沛而不事雕琢。

主张写古文的人，用古文写了一篇论从师的文章；文章本身就是例证。

从体裁上说，这是「说」，与《马说》《爱莲说》同属一体，因事立论，篇幅不长而层层推进。此篇的结构极清楚：先立「师者」之定义，次论从师之必要，次讥时俗之弊，末以弟子不必不如师作结；中间多用对比，一层一层把道理说尽。

一层一层多用对比，是这篇说最有力量的地方。

历代评这一篇的极多。有人称其理足气盛，为唐文之冠；也有人以为他对士大夫的讥讽过于刻露，「其可怪也欤」一句几近挖苦。今人多以为，正因其刻露，才见出他当时面对的是怎样一种风气——若不是耻于相师的风气太盛，也犯不着写这样一篇。

话说得重，是因为风气积得深；这是一篇文章的来处。

这篇说在后世入选各种选本，是唐文里最著名的一篇之一，也是历代读本中的常客。「弟子不必不如师」「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后来都成了常用语，用的人往往不再想起它的出处。

我读它，最在意的其实是「必」字。弟子不必不如师——一个不必，说的是不必然，而不是一定不。这两句常被误读成弟子一定胜过老师，而他说的其实是：师与弟子之间，不必有高下。一句常被引用的话，往往就是这样被人改了意思的。

他所倡导的古文，在他手里成了气候。与他同时的柳宗元，同为这一主张的健者，二人并称「韩柳」；其门下又有李翱、皇甫湜诸人，皆以古文名世。他自己的散文，诸体俱备：碑志如《柳子厚墓志铭》，赠序如《送孟东野序》，杂说如《马说》，论议如《原道》，而《进学解》一篇以设问为文，其中「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两句，后世用作劝学的常语。宋人苏轼称其「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此语见其所作《潮州韩文公庙碑》，是后世论韩愈最常引用的一句。一篇文章能带动一代文风，一篇文章的作者又被人这样称道——中国文学史上能当得起这两句话的人不多。

他教出来的学生，后来也都写古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