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师说》写于何时？「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是什么意思？

这篇文章的针对性很强，而我读它的时候，总是先想到一件事：韩愈写它的时候，自己也不过三十五岁，官职低微，而他要批评的是整个士大夫阶层的风气。一个人在那样的年纪、那样的位置上，写这样一篇，是需要一点胆量的。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古代求学的人一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学业、解答疑惑的人。这四句是全文的纲领，也是这篇文章最著名的四句。

这三件事——传道、受业、解惑——有先后之分：传道在最前，说的是道理；受业在后，说的是学业（受通授，一说受即授）；解惑最后，说的是解答疑问。三样合起来，才是「师」的全部。

先说传道，再说授业，最后说解惑；这三样的次序，是有讲究的。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人不是生下来就知道的，谁能没有疑惑呢？这一问接在上面，说的是人必有惑，有惑则必有师。

「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有了疑惑却不跟老师学，那疑惑就始终解不开。这一句把「必有师」的道理说得极干脆。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在我之前的，他懂得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着他学；生在我之后的，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着他学。这几句是全文最有力的一段：不论年长年少，谁先懂得道，谁就可以为师。

「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所以不论贵贱，不论长少，道在哪里，师就在哪里。这四句是全文的中心论点，也是这篇文章最著名的论断之一。

贵贱、长少两样都不论，只论道在哪里；这一句写得极硬。

韩愈（768—824）字退之，河阳（今河南孟州）人，自称郡望昌黎，世称韩昌黎。贞元八年（792）进士及第；历任监察御史、阳山令、国子博士、刑部侍郎诸职；元和十四年（819）因上《论佛骨表》谏迎佛骨，触怒宪宗，贬潮州刺史，后又移袁州；晚年官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卒，年五十七，谥曰文，世称韩文公。

他是唐代古文运动的领袖，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主张「文以载道」，反对六朝以来的骈俪文风。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见《潮州韩文公庙碑》。

一个人被后人称为文起八代之衰，而他写这篇文章时才三十五岁。

这篇文章作于贞元十八年（802），其时韩愈任国子监四门博士（一说在长安候官）。文末说「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李蟠是当时的一个年轻人，十七岁，好古文，不受时俗拘束，来向他学习；他赞许他能行古道，于是作此篇相赠。

一篇文章的起因，是一个十七岁的年轻人来求学。

文中批评的「时俗」，指的是当时士大夫耻于相师的风气。他说「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又说「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觉得羞耻，以官位高的人为师又近乎谄媚。这两句写的是他那个时代士大夫的心态，写得极尖刻。

以低者为师觉得羞，以高者为师怕人说谄；两样都成了不肯从师的理由。

他又举了三类人作对比：古之圣人「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而耻学于师」；童子之师只「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不是他所说的传道解惑之师；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而士大夫反而不如。三层对比一层层逼下去，最后落在士大夫身上。

圣人从师、童子之师、百工相师；三层比下来，士大夫最难堪。

从体裁上说，这是一篇「说」，与前人所作的《马说》《爱莲说》同类，以议论为主。全文句式以散句为主，而多用排比与对比，气势极盛；这是韩文最典型的一种风格。

散句为主，排比与对比连用；读起来有气势，这是韩文的样子。

历代评这一篇的极多。有人称其说理透辟，一篇之中反复对比而不觉其繁；也有人以为「位卑则足羞」数语过于尖刻。两种意见并存，而这篇文章在后世入选各种选本，是唐文里最著名的议论之作之一。

这篇文章在后世的影响，一半在文，一半在思想：「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与「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两语，后来成了论师道的常引用语。

两句话传了一千二百年，成了论师道时最常被想起的两句。

我在读它的时候，最在意的其实是最后那一段。文章写完议论之后，忽然转到李蟠身上，说这个十七岁的年轻人「不拘于时，学于余」。韩愈一生提倡古文、提倡从师，而真正肯来学的，往往只是这样一些年轻人——这一点写在文章末尾，读起来既像是褒奖，也像是一点安慰。

韩愈提倡古文，也提倡从师，而他的朋友柳宗元却不大敢为人师。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里说，当时「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谁要是收学生，就会被人指着骂；又说自己「不敢为人师」，只能「取其实而去其名」。这一段与《师说》正好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个说士大夫耻于相师，一个说自己因此不敢为师。两人同为古文运动的领袖，而在这件事上一个直斥时俗，一个避其名实，态度不同，所指却是同一种风气。

一个人说士大夫耻于从师，另一个人说自己不敢为师。

韩愈谈为学的文字不止这一篇。他任国子博士时作《进学解》，以学生之口设问，自作答辩，其中有「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两句，说的是学业因勤奋而精、因嬉戏而荒，德行因思考而成、因随俗而毁。这两句与《师说》说的是同一件事的两面：一篇讲从师，一篇讲自修。

韩愈所说的「师」，与唐代科举里的「师」并不是一回事。唐人重进士科，士人赴考前多以诗文投献于达官名流，谓之「行卷」；及第之后，称主考官为「座主」，称同榜及第者为「同年」，彼此之间有很强的门生与座主的关系。这样的「师」，论的是功名与官位，不论道。韩愈所批评的「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指的正是这种风气：以官位高低论师，而不是以道论师。他主张「道之所存，师之所存」，把师的标准从官位拉回到道理上，这在当时是很不客气的一句话。

唐人嘴里的师，多半与功名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