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于忧患，死于安乐》——孟子举了哪几个人？「天将降大任」一段有多少字？

「舜发于畎亩之中，傅说举于版筑之间，胶鬲举于鱼盐之中，管夷吾举于士，孙叔敖举于海，百里奚举于市。」《孟子·告子下》一口气举了六个人：舜耕于历山，是农夫；傅说筑于傅岩，是版筑的工匠；胶鬲贩鱼卖盐，是商贩；管仲囚于士师之手，是囚徒；孙叔敖起于海滨，是隐者；百里奚以五张羊皮被赎，是奴仆。

六个人的共同点是起于微贱，也都在困顿里被举用。孟子举他们，是要推出下一句。

「故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这一段共六十七字，是全篇最著名的一段，也是后世引用最多的一段。

六十七字里，苦、劳、饿、空乏、拂乱，五个词排着下来，一句比一句重。苦其心志是说心里受苦，劳其筋骨是说身上受苦，饿其体肤是说吃不饱，空乏其身是说穷到一无所有，行拂乱其所为是说做什么都不顺。

不顺最要紧。前面几样是外来的，拂乱则是对着一个人做的事来的。

你想做的事，件件都被打乱；你想成的功，样样都不成。孟子把拂乱排在最后，是把它当作最难熬的一层：穷可以熬，饿可以熬，唯独做什么都不顺，熬的是心气。

为什么要有这一段折磨？孟子给的理由是动心忍性：心动起来，性忍下去，原来做不到的，后来就能了。曾益即增益，曾与增古今字。这一段不是劝人吃苦，是给苦安一个用处——苦若没有下文，就只是苦。

下面接着说人。「人恒过，然后能改；困于心，衡于虑，而后作；征于色，发于声，而后喻。」恒过是常犯错，改了才成；困在心里、阻塞在思虑里，撑过去才奋起；表现在脸色上、吐露在言语里，别人才明白。衡通横，是梗塞不顺的意思。

再由个人说到国。「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法家指守法度的大臣，拂士即弼士，拂与弼古通用，是匡正辅佐的意思。国内没有守法的臣与敢直谏的士，国外没有敌国与外患，这样的国常常要亡。

孟子的话在这里翻了一层：忧患使人活，安乐使人死。

外患反倒成了保国的条件，这是《孟子》里少见的冷话。前人读这一句，多说它与《左传》「多难兴邦」一路：一个国家若长期没有敌国外患，警戒之心先松，松了就要出事。「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是全文最后一句，也是点题的一句。

全文二百余字，前半举六人说人，后半入则出则说国，末一句把人与国一并收住。结构极清楚：先摆六个例证，再推出一段道理，再由人推到国，最后一句收。这是《孟子》论辩的常法。

六个人的出处，《孟子》原文只列名，事迹散见于他书。傅说事见《尚书·说命》：武丁梦得圣人，求之于傅岩之野，版筑之间得说，举以为相。胶鬲的事，《孟子》只此一句，旧注说他以贩鱼盐为业，举于殷纣之世。

管仲事见《左传》与《史记·管晏列传》：鲍叔牙荐之于齐桓公，桓公释其囚而任以政，遂霸诸侯。孙叔敖举于海，见《史记·循吏列传》，楚庄王用之为令尹。百里奚以五羖羊皮赎于楚，事见《史记·秦本纪》，秦穆公用之，授之国政。

这六个人在战国时已是熟典，孟子不解释，只排比。

一句一人，六句连下，读的人自然明白。排比是《孟子》的长技：这一章二十余句里，排比占了大部分，气势就是从这里来的。孟子与人辩论，常用这个办法——不先说理，先摆一串事实，让对手自己去接下一句。

孟子名轲，邹人，约生于公元前372年，卒于公元前289年，受业于子思的门人，与孔子并称，后世尊为亚圣。《孟子》七篇，本篇在《告子下》，是先秦论辩文的代表作之一。今天常说的「天将降大任」「生于忧患」，都出自这二百余字。

六个人之外，文中还有两层：一属个人，是「人恒过，然后能改」；一属国家，是「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孟子论事往往由一身推到一国：个人的困厄可以磨出能力，国家的困厄可以保住戒心；反过来，个人的安乐消磨志气，国家的安乐消掉敌国外患。两层用的是同一副道理，只是把主语换了。这个推法在《孟子》里常见：《梁惠王上》由「五十步笑百步」推到行王道，《公孙丑上》由「揠苗助长」推到养气。先取一件人人见过的事，再把它推到治国上，是孟子说理的常路。

「生于忧患」四字，后人常拿来与《老子》的「祸兮福之所倚」、《左传》的「或多难以固其国」对读。三家的立足点不同：老子讲转化，左传讲史实，孟子讲的是磨炼本身的价值——不是忧患带来了好结果，是忧患里的那个人变了。这个分别要紧：若只说苦尽甘来，那是拿结果安慰人；孟子说的是「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多出来的能力是真的，不是换来的。全段的落点，正在「曾益其所不能」这五个字上。

文中「空乏其身」的空乏，旧注多解作资财匮乏；「行拂乱其所为」的拂，旧注解作违逆、挫败。五个动词由内而外：心志、筋骨、体肤、身、所为，一层比一层往外，最后落到一个人正在做的事上。

这一段的影响，远超《孟子》本身。宋人范仲淹少时断齑画粥的故事，明清家训与书院学规引「天将降大任」一段教子弟，近人论教育、论逆境也常常回到这六十七字上。引的人多，原句却只有一段。

六十七字，五个动词。

忧患是条件，不是目的。

需要说明的是，孟子举的这六个人，身份并不整齐。舜是传说中的圣王，傅说、胶鬲在商周之际，管仲、百里奚是春秋的霸佐，孙叔敖是楚之令尹；六人跨越数百年，孟子只取其起于困顿这一点，其余一概不问。取一点而不顾其余，是论辩文的取用法，不是史家的考订法。明白这一点，就不会拿这一章当一篇列传来读。

这一章在《告子下》里以「孟子曰」领起，前后各章多是孟子与人问答的记录，独此章是直说，没有对手，也没有问语。通篇二百余字，从六个人推到一段道理，再推到国，末句点题，是一篇完整的论。孟子论辩多因人说、因事说，这一章却是自己立起来的一篇；也正因为没有对手，它的排比与气势反而更足——不必等别人来问，一口气说完。清人评《孟子》，常说其文气盛言宜，并举这一章为例：六个例证如连珠，道理一段如转石，末句一收，通篇皆动。后世把它选入课本，也正是看中这股气：读的人未必记得六个贤人的事迹，却都记得「天将降大任」那一段。

六人起于困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