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仲淹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人在岳阳吗？

庆历四年春，滕子京谪守巴陵郡。越明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乃重修岳阳楼，增其旧制，刻唐贤今人诗赋于其上，属予作文以记之。

这篇东西的头一句就把时间、人、事交代完了。

写它的人是范仲淹。

可他写这篇的时候，不在岳阳。

证据就在文章里：末尾一句话——

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庆历六年，一〇四六年。

那时候他在什么地方？

在邓州。

（邓州是今天河南邓州。）

这件事听起来奇怪，其实不复杂：这篇文章是被托到那里去的。

托他写的人叫滕子京。

滕宗谅，字子京。

他和范仲淹是同榜的进士（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年），也是同党——庆历新政那时候，他们在一边。

新政失败之后，两人都被贬了出去。

滕子京贬到岳州（岳阳在宋代属岳州，治巴陵县）。

范仲淹的路更远一点：庆历五年（一〇四五），他被罢去参知政事，先出知邠州，后徙邓州。

（也就是说，写《岳阳楼记》的时候，他刚从参知政事的位置上下来一年。）

那么他怎么写出来的？

传统的说法是：滕子京重修楼完成之后，派人送去一封书信、一幅画，请他作记。

这幅画的名字常被提到，一般记作《洞庭晚秋图》（有的书上写《洞庭秋晚图》，两种写法都见）。

（这段属于宋人的记载，常常被人引用。画当然没有留下来。）

所以这篇文章的情形比较特别：它是照着一张画写的，写的人是站在一千多里之外的。

有人因此怀疑文中的景物写得不准。

我们来看看他到底写了什么景：

「予观夫巴陵胜状，在洞庭一湖。衔远山，吞长江，浩浩汤汤，横无际涯，朝晖夕阴，气象万千。」

接着写两种情形：一种是霪雨霏霏，阴风怒号，浊浪排空；一种是春和景明，波澜不惊，上下天光，一碧万顷。

然后是「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要说「写得不准」——

「衔远山，吞长江」六个字是站在湖上看水的意思，写得很概括，没有一处细到一个不可替换的地名。

所以这一句本身不构成破绽。

（真正的问题是另一层：他没到过，却敢写。这在文章的做法上不是什么罪过——唐宋人写记，本来就有「看图写记」「据传闻写记」的情形。）

倒是有一件事值得说：他小时候在洞庭一带生活过。

范仲淹的父亲早死，母亲改嫁到朱家（他在朱家长大，曾经叫朱说），据说随继父在安乡（今湖南安乡，属澧水流域、靠近洞庭）住过一段。

（「据说」两个字要留下：这一段早年经历，史书写得很简略，年代也有争论。）

如果这一条站得住，他写洞庭的时候就并不是完全凭空。

现在说说这座楼。

岳阳楼在湖南岳阳，临洞庭湖，立在岳阳西门的城墙上。

它的来历，一般追溯到三国：东吴鲁肃在洞庭湖边筑了一座训练水军的阅军楼（当地的传统说法还说到魯肅的阅兵台）。

（这一层属于相传。可以确定的年代要晚一些：唐代这里已经有楼，并且被人称作岳阳楼。）

此后屡毁屡修。

（这一点是可靠的：水边的木结构建筑，水、火、兵三者都可能要它命。）

现存的岳阳楼一般认为是清代光绪年间的重建之物，后来又经过多次维修。

（1980年代还做过大修。）

楼的样子不必细描：三层，四根主柱，顶子是那种中间高、四角起翘的做法。

我更想说的是那个被众人引用的成语：「江湖」「庙堂」。

「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这里有个词汇上的事值得一说。

「江湖」这个词在先秦已经出现（《庄子》里就有，原意多半只是「江河湖泊」这一类），后来才慢慢变成「与朝廷相对的那个地方」。

（范仲淹用的这个意思，到宋代已经是常用义了。）

也就是在这一句之后，才落到那八个字上：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这八个字后来成了中国士大夫的口号，历代被人写在匾额上、条幅上、学生的作文本上。）

其实这一篇真正的野心在那句「不以物喜，不以己悲」。

不因为外物的好坏而喜，不因为自己的得失而悲。

这是范仲淹给这篇文章定的调子：写风景是次一等的，写人该怎么立住才是目的。

（所以「霪雨霏霏」和「春和景明」那两段写得对称：它们是同一件事的两面。）

回到写它的人。

范仲淹不只是一个写文章的人，他还带过兵。宝元、康定年间西夏起事，他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安抚副使，在西北守了好几年。（当时边上有句话，大意是：军中有一范，西贼闻之惊破胆。这一句是边地流传的歌谣，见于宋人的记载。）他传下来的词不多，其中《渔家傲》写的就是那段日子：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与他同时的文人里，真正到过前线、管过军务的，没有几个。）所以「先天下之忧而忧」这八个字不是一个书生在书房里想出来的——他见过兵，也见过边地的秋天。

范仲淹，字希文，苏州吴县人。

他的谥号是文正（宋代以后，「文正」成了文臣最高的一档）。

他幼年丧父，随母改嫁，少年时候读书极苦（划粥而食的传说讲的就是他：把粥凝了切成块，一天吃两块）。

（这一类勤学的细节，早年传说与后世记载混在一起，具体到日子的事不必当真，这个人苦是真苦。）

大中祥符八年（一〇一五）进士。

他的仕途起起伏伏。做地方官能做出实绩（在泰州修海堤的事很有名——今天苏北的范公堤就是从那时候一路传下来的名称），在朝参与新政，失败了就被贬。

皇祐四年（一〇五二），他在赴颍州的路上病卒，年六十四。

也就是说，《岳阳楼记》写成的六年之后，他就去世了。

（他从来没有再回到朝堂的中心。）

最后说说那件被人托过来的差事。

滕子京在岳州做的时间不长。

他这个人很能办事，也爱花钱（当时就有人纠他），重修岳阳楼这件事在后来的记载里因此被议论过。

《岳阳楼记》头一句说「政通人和，百废具兴」——有人把这八个字读成老朋友之间的回护。

（这种读法属于读者的事。范文里的话，他自己是当真说给对方听的。）

滕子京后来死在苏州任上。

他重修的那一座楼，后来也没有留下。

这篇文章的最后一行还有一句话，好多教材把它印在括号里：

噫！微斯人，吾谁与归。

——唉，如果没有这样的人，我能和谁同道呢。

（全文的叙述到这里才露出结尾的目的：前面写景、写迁客骚人、写古仁人之心，都是为了把这一句托出来。）

然后是那行日期：时六年九月十五日。

一个人在河南写日期，一篇关于湖南的文章就这么交出去了。

倒是这篇照着图画写出来的文章，一直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