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绅「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唐代一亩地到底能打多少粮？

「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四海无闲田，农夫犹饿死。」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这两首通常被放在一起，题作《悯农》（一作《古风二首》）。

它们的作者叫李绅。

有意思的是这两首诗的分工。

第一首讲算术：一粒种子下去，收回一万颗；天下没有一块闲着的地——可是种地的人还是会饿死。

第二首讲辛苦：中午锄地，汗滴到土里；谁知道碗里的饭，一粒一粒都是苦出来的。

第一首追问的是「为什么」，第二首说的是「怎么来的」。

先看那个「为什么」。

唐代的田到底能产多少粮食？

这个问题看起来简单，其实很难回答。

难在三点。

第一，度量衡不一样。

唐代的一亩，和今天的一亩不是一回事（历代亩制变化很大，唐亩合今天多少面积，各家说法不同）；唐代的一石，同样要换算（唐代的量制有大石小石之别，一石的容积换算成今天大约多少公斤，学界也没有统一口径）。

第二，地区的差别极大。

关中的旱地、江南的水田、边地的薄田，产量完全不是一回事；唐代前期和后期的经营水平也不一样。

第三，留存的直接数据太少。

传下来的唐代田籍、租簿残缺不全，能用来推算的材料有限。

所以今天做这项研究的学者们，给出的数字彼此差别不小。

一个比较常见的估计是：唐代中等水平的田亩，每年亩产大约在「一石」上下（粟），丰年可以高出不少，歉年可能只有一半甚至更少。

（这个数字是研究者按不同口径估算出来的，不是史书里的记录；各家结论相差很大，因此不宜拿来当确数。）

重要的不是这个数字本身，而是它的含义：一户人家的年度收支，容错空间极小。

现在说另一半——支出的部分。

唐代前期的税制叫租庸调，主要按「丁」（成年男子的劳动力）来收。

按武德七年（六二四）颁布的令：

每丁每年纳粟二石，这是「租」。

还要按当地物产缴纳纺织品，这是「调」（一般是绢、絁之类，或可折布）。

此外每年服二十日正役（闰年加两日），如果不应役，就要用纺织品折抵，这叫「庸」。

（这套制度的实际运行极为复杂，各地折算不同，这里只说它的基本框架。）

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子，一年交两石粮，交纺织品，再服役二十天。

前面说的那种「亩产一石上下」的地，得种几亩才能交齐这些东西并养活家里？

这就要看每户有多少地。

（唐代的均田制规定丁男受田一顷（百亩），但实际上绝大多数地区不可能如数给足，实际授田远远不足，这是史学界的共识。）

于是就有了「农夫犹饿死」这句。

它说的不是天灾造成的偶发事件，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产出本就薄，扣除赋税、扣除地租（租种别人土地的还要交租），遇到一个人的失误、一场水旱、一次兵役征发，一年就没有了。

（苏轼在一篇文章里算过这种账：农民要备种子、要交税、要还债，一年的收成里能留下自用十份之一二就算不错了。这类议论在宋人的奏议里很常见。）

顺便说「四海无闲田」这一句。

它是夸张，但也有真实的一面：唐代的可耕地开发程度很高，尤其开元天宝年间的人口与垦田数达到高峰。

（具体的垦田数字在文献里出入很大，学者们对它的可靠性有不少争论。）

那么这首诗是什么时候写的？

一般认为是李绅的早年作品。

唐人笔记里记载过他年轻时作《古风二首》的事（见于范摅《云溪友议》一类的记载）。

现在说说写它的这个人。

李绅，字公垂。

他生在唐代宗大历七年（七七二），卒于唐武宗会昌六年（八四六）。

所以他的寿命很长，七十五岁。

他与元稹、白居易都有交情，也是写新乐府的一分子——他曾作《新题乐府》二十首（元稹有和作），这是新乐府运动里的事。

（白居易、元稹倡导的「新乐府」，主张写时事、为现实而写，语言要让人看得懂。）

所以他写《悯农》不是偶然：这是他那个圈子的主张。

然后是他一生的另一半。

李绅后来官做得很大。

他做过淮南节度使（淮南是当时最要紧的方镇之一），晚年入朝为相（中书侍郎、同平章事）。

这就产生了一个很不好处理的问题：一个写下「粒粒皆辛苦」的人，后来成了封疆大吏与宰相。

后世笔记里记了他不少晚年的轶事，多半说他生活豪奢、用法严苛。

（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一则是说他吃鸡舌，一顿要杀几百只鸡。这类故事的形态太过离奇，属于典型的谣言式笔记，没有任何可信度。）

不过有一条应当留有余地：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写的诗，不能自动成为他六十岁时的判词；反过来也一样。

（也更不必替他辩护——唐代士人做官之后的处境与个人选择都很复杂，笔记上的材料又多是敌对者的转述。）

能够确定的是这个落差本身：这两首诗之所以被读了一千二百年，不是因为作者后来当了什么官，而是因为前面那八句说的是真的。

最后回过头来看它的写法。

这两首二十字的短诗几乎没有任何修辞。

「汗滴禾下土」——汗掉到土里。

「粒粒皆辛苦」——每一粒都苦。

它不用典故、不用比喻、没有一个难字。

这是新乐府一派的共同主张：语言要直接，要让读到的人立刻明白。

有意思的是这两首的传播路径。

它们不在文人的集子里被人当作代表作来评；它们的传播方式是小孩背诵、是饭桌上的训诫、是墙上的字。

（这可能是所有唐诗里流通最广的二十个字之一。）

一个当到宰相的人，最后被人记住的，是他年轻时的两首二十字诗。

这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