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题目里的「赋得」是什么意思？「居大不易」的故事是真的吗？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先看题目。

《赋得古原草送别》。

「赋得」两个字是什么意思？

它是唐代作诗的一种规定：题目不是自己起的，是给定的。

凡摘取古人现成的句子为题，或者按指定的题目、指定的韵字来写，题前就加「赋得」二字。

唐代的科举考试里有诗这一项（试帖诗，也叫省试诗），题目由考官出，格式极严：一般是五言六韵（十二句），限韵，不能犯题中的字。

应考的人平时就要大量练习这种「命题作文」，练习时题前也加「赋得」。

所以「赋得」两个字一出现，这首诗的性质就变了：它不是感兴而发，是一篇按规矩做的练习。

（这首诗八句，是五言律诗的格式，不是标准的省试诗六韵十二句，所以更像是平时的习作，而不是考场上的卷子。）

明白了这一点，再读它，感觉会不一样。

这是一份作业，题目是「古原草」，要求写「送别」。

也就是说：写草，但要落在送别上。

白居易怎么做的？

前四句写草本身。

「离离原上草」——原野上的草茂盛的样子（「离离」是繁茂、分披的样子）。

「一岁一枯荣」——一年一次枯，一次荣。

这句看似平常，其实有个次序上的讲究：先说枯，后说荣。

一般人说「一岁一荣枯」，他写成「枯荣」。

为什么？

因为下面要接野火。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这两句是全诗最出名的。

它们写的不是想象，是真实的农事。

烧荒。

古人种地，要放火烧掉地上的枯草（火耕、烧田的旧法），草灰留在地里当肥。

可烧掉的只是地上的部分——多年生的草，根茎还在土里。

第二年春天，雨水一到，它就从根上重新长出来，而且因为灰肥的关系，长得更旺。

所以「野火烧不尽」不是修辞，是事实。

一个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才写得出这一句。（白居易幼年在河南、江南一带辗转，少年时又在江南（越中）避乱居住，这些地方他都见过。）

这两句之所以被记住，还有一个技术上的原因：对仗极工，而意思是在往前走的。

「野火」对「春风」，「烧不尽」对「吹又生」。

一个是毁灭的力量，一个是生长的力量。它们不是并列的，是接力：烧完了，吹起来。

后四句转到送别。

「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远处草的香气漫上古老的道路，晴日里一片青翠连着荒废的城。

这里的「侵」字用得险：草在往路上长，侵占。

一个缓慢的、不停的动作。

最后是「又送王孙去，萋萋满别情」。

「王孙」这两个字有来历。

《楚辞·招隐士》里有：「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

从那以后，春草和送别就绑在了一起。看见草长得茂盛，就想起远行的人还没回来。

所以这首诗的结尾是回到传统：草长得越盛，离情越满。

现在说那个流传最广的故事。

说的是白居易年轻时去长安，拿着诗去拜见名士顾况。顾况看见他的名字，开玩笑说：长安的米价很贵，在这里住下来可不容易啊（「长安米贵，居大不易」）。

（这是个双关：拿「居易」的名字开玩笑。）

等读到「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改口说：能写出这样的句子，住在天下哪里都不难。

这个故事见于唐人的笔记（如《唐摭言》《幽闲鼓吹》一类），流传极广。

它是真的吗？

不能当史实看。

这类故事在唐代非常多：一个少年才子，被一位前辈偶然读到一句诗，从此名满京城。结构太整齐，戏剧性太强，属于笔记里最爱记的那类轶事。

而且时间上也有问题：白居易谒顾况的事，如果属实，应在他早年入长安时；而这首诗是「赋得」体的习作，拿来当行卷（应试前投给名人的作品集）是可能的，但文献上无法坐实。

至于这首诗的写作年代，同样没有定论：旧说认为它是白居易少年（约十六岁）时的作品，今人也多有主张它并非少年所作、只是早期习作的。

两种说法都合理，证据都不够。

能确定的是：这是一首「赋得」体的练习之作，作者的年龄不能确指。

这首诗后来成了白居易最流行的作品之一，甚至在海外（当时日本、新罗一带的唐文化传播圈）也很早就有传抄。

（唐诗在唐代就大量传入日本，白居易的诗尤其受欢迎，这在日本平安时代的文献里有明确记载。）

一个少年（或青年）写的一份作业，被读了一千二百年。

最后回头看那个题目。

「赋得」意味着题目是别人给的。

而写的人在给定的题目里，写了一句谁也没教过他的话：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规矩是别人定的，句子是他自己的。

这大概是所有练习最理想的结果——按格式写，写出了格式装不下的东西。

白居易晚年做了一件当时很少有人做的事：他把自己的文集整理、抄写，分藏在几处寺院里。

（他写过《东林寺白氏文集记》《苏州南禅院白氏文集记》一类的文章，交代抄了几部、放在哪里、由谁保管。）

为什么要抄几份分开藏？

因为怕丢。

唐代的书全靠手抄，火灾、兵乱、水湿，一次就没了。一个写了两千多首诗的人，最担心的就是这件事。

他还给自己的诗分了类：讽谕、闲适、感伤、杂律。

这是他自己的分法，也说明他清楚自己写了些什么——讽谕诗是批评时事的，闲适诗是写日常与心情的，感伤诗是悼亡、伤逝一类，杂律是各种近体短章。

关于他写诗求通俗，有一条著名的传说：说他写好诗要念给不识字的老妇人听，听不懂就改，改到能听懂为止。

这则故事见于宋人笔记，属传说，不能当真。

不过他主张通俗这件事是真的——他在《新乐府》的序里自己说，希望文辞质朴直白、语言直接恳切，目的是让人容易明白、容易传诵。

（「其辞质而径，其言直而切」这类话是他自己写的，不是后人替他总结的。）

「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是这种主张的产物。

这两句不需要解释。

原上的草每年枯一次，荣一次。

诗留在纸上，没跟着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