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的墓志铭是给谁写的?为什么韩愈被讥为「谀墓」?
写墓志在当时是一笔生意,韩愈写得最多,也因为写得太好、收得太多被门客当面嘲讽。
写墓志在当时是一笔生意,韩愈写得最多,也因为写得太好、收得太多被门客当面嘲讽。
先说墓志是什么。
墓志是埋在墓里的石刻(也有砖质、瓷质的),一般成对:一块刻志文(记死者生平),上面盖一块志盖(刻标题,如「大唐故某某墓志铭」)。志文的内容大致固定:先叙姓氏郡望、世系祖考,再叙历官、德行、治绩,然后记卒年、卒地、葬年、葬地,最后是四言的铭辞(「铭曰」以下押韵的一段)。
它和地上的碑不一样。碑立在墓前,是给人看的;志埋在墓里,理论上是给后人、给幽冥看的。
正因为埋在地下,墓志保存下来的概率极高——它不受风化、不受人为破坏(除非被盗墓)。近几十年出土与著录的唐代墓志,数量以万计,而且还在持续增加。
这个数量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唐史研究在近几十年里被实物材料重新塑造了一遍。
墓志能补史。传世文献(《旧唐书》《新唐书》《资治通鉴》)记的都是大人物、大事件;墓志记的是各级官员、地方豪族、僧道、女性、甚至普通人。一个人如果没做到高官,正史里可能只有一句半句;但他的墓志往往有几百字,写清楚了他几岁中举、做过哪些官、娶了谁、生了几个孩子、死在哪里。
墓志也能证史、纠史。官职的变迁、地名的沿革、人物的生卒年、家族的联姻网络,这些细节在墓志里大量保存,常常能修正传世文献的错误。
但墓志有一个致命的毛病:它只说好话。
一个墓志是不会写「此人贪暴,民多怨之」的。它写的是「清廉」「仁惠」「百姓思之」。所以史料价值与偏见是并存的:用墓志考订官职、年代、地理,非常可靠;用它评价一个人的品行,就要打折。
这也正是「谀墓」这个词的来处。
写墓志在唐代是有报酬的,叫「润笔」。
报酬有多高?
唐代碑志的润笔相当可观,尤其是请名人来写。韩愈是当时最受追捧的碑志作者之一——他的文集里,墓志、神道碑、行状这一类文章占了很大比例(今存韩集中墓志铭有数十篇)。
找他写的人,有的是朋友,有的是慕名而来,有的纯粹是出钱求文。价码不一,但都不少。
于是出了那件著名的事。
刘叉是韩愈的门客,一个性格豪放、后来以诗名世的人(今存诗二十余首,其中《冰柱》《雪车》很有名)。他对韩愈靠写墓志赚钱不满,有一天直接拿了韩愈的金子就走,留下一句话:
「此谀墓中人所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
——这些金子是吹捧死人换来的,不如给我刘某人做寿礼。
然后他就走了。
这件事见于《新唐书·韩愈传》的附传(刘叉传),也见于《唐才子传》一类的记载。细节的真实性没法核验(「直接拿走金子」这个动作太有戏剧性),但「谀墓」这个词确实由此流传下来,成了汉语里批评文人替人说好话的固定说法。
公平地说,韩愈的墓志并不都是阿谀。
前面提到过,他在《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里,借一个死者的墓志记下了好几位因服丹药而死的人的名字与死状——这是借墓志做社会批评,不是吹捧。他还写过《柳子厚墓志铭》,里面痛斥那种「一旦临小利害,仅如毛发比,反眼若不相识,落陷阱不一引手救,反挤之又下石」的朋友(即「落井下石」的出处),借柳宗元的遭遇批评士风。
所以「谀墓」这顶帽子,扣得有些重。韩愈写墓志,是因为当时所有人都写,也因为他的文章确实最好;收润笔,是当时的惯例。真正的问题不在他一个人身上,而在制度上:一个社会如果只有墓志会记录一个人,那这记录必然是不完整的。
唐代对丧葬也有等级规定。
《唐律疏议》与《大唐开元礼》以及相关令文对碑碣的形制有明确限制:官阶高的人才能立碑(一般记作五品以上立碑,碑首作螭首,碑座用龟趺;低阶的只能立「碣」,形制降等;庶人不得立碑)。碑的尺寸、明器(随葬器物)的数量与种类,也都按品级定。
这些规定一方面是礼制,一方面是防止奢靡(唐代多次下敕禁止厚葬,说明厚葬之风一直存在,禁令也就一直没断)。
最后说说这件事的吊诡之处。
韩愈一生反对佛老、提倡古文,主张文章要有内容。他写下的那些碑志,本来是为了让死者「不朽」——古人相信,文字可以让一个人不被遗忘。
结果呢?
那些出钱求他写碑的人,绝大多数今天无人知道名字。而刘叉,那个拿走金子的人,因为这句「谀墓」,反倒留在了韩愈的传记里。
文字确实能让人不朽,只是未必按出钱的人设想的那种方式。
最后说说这些石头的下落,因为它们的命运本身就是一段近代史。
唐代墓志出土最集中的地方,是洛阳北面的邙山。
邙山是唐代人最看重的葬地(所谓「生在苏杭,死葬北邙」),地下埋着的墓志以万计。清末以来,随着修铁路(汴洛铁路、陇海铁路)与现代工程的开挖,大量墓志出土。
这些石头的去向各不相同:有的被学者收购收藏,有的流入古董市场,有的被外国人买走(今日本、欧美多家博物馆与大学藏有唐墓志)。
其中有一处值得一提:河南新安的「千唐志斋」。
它是民国时期张钫(辛亥革命的参与者、后来的将领)在老家营建的,把搜集到的一千多方唐代墓志嵌在窑洞的墙上,是中国收藏唐墓志最集中的一处。这批东西后来成了研究唐史的基础材料之一。
从花钱求文的人,到嵌在墙上的石头,中间隔了一千多年。
那些墓志的主人,绝大多数在历史上没有留下任何痕迹——正史里没有他们的名字,文集里没有他们的一句话。唯一证明他们存在过的,就是这块被人凿平、刻上字、埋进土里的石头。
而它最后被挖了出来,嵌在墙上,供人拓印、研究、识读。
这也许超出了所有人的预期:写墓志的人想让人不朽,结果不朽的是那块石头本身。
📌 观点出处:唐代墓志成对(志文+志盖),内容含世系、历官、德行、卒葬与铭辞;出土唐墓志数以万计,可补史证史,但只述美行;碑碣制度:五品以上立碑(螭首龟趺),余者立碣,庶人不得立碑,唐屡下敕禁厚葬;刘叉取韩愈金曰「此谀墓中人所得耳」,见《新唐书·韩愈传》附传及《唐才子传》;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有「落井下石」之语,《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记服丹致死多人。(仅引用结论,未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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