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有医院和医学院吗？孙思邈是什么样的医生？

唐代的医疗，比很多人想象的要制度化。

先看中央。

唐代有「太医署」，隶属太常寺（太常寺是掌管礼乐祭祀的机构，医药归它管，说明医疗在当时被视为礼制与技术的一部分）。太医署的长官是太医令，下有丞、医监、医正等。

太医署里分科：

医科——内科为主，是主体；

针科——针灸；

按摩科——推拿、导引（唐代按摩有治疗与养生两途）；

咒禁科——用符咒禁祝治病（在今天看来属于巫术，但在当时的医学体系里是正式的一科，历代医事制度中都有它的位置，直到明代才逐渐取消）。

这不是一个摆设，它有学制与考试。

唐令对医学生的培养有明确规定：分科入学，学习年限与课程不同（医科学习年限较长，要学《神农本草经》《脉经》《针灸甲乙经》等），每月有月考、每年有年试，成绩与毕业后的任用挂钩。

这种「国家办的医学教育」，在世界医学史上出现得很早。

再看地方。

唐玄宗时期曾下令各州设置医学博士与助教，负责地方的医疗与医学教育。州一级的医学设置此后有兴废，但制度的方向是明确的：把医疗推到地方。

此外，朝廷还编纂药典。

显庆四年（六五九），由苏敬等人奉敕修撰的《新修本草》成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由国家颁行的药典，收载药物八百余种（各本记载的数目略有出入），附有图经与药图。

它通常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的国家药典——比欧洲最早的官方药典（《纽伦堡药典》，十六世纪）早了八百多年。

这个说法常被引用，也常被过度简化（「药典」的定义、颁行方式不同，直接类比并不严谨），但《新修本草》的国家修撰性质与它的时代之早，是没有疑问的。

然后是孙思邈。

孙思邈（约五八一—六八二），京兆华原（今陕西铜川耀州）人。他一生不仕，隐居行医，著《备急千金要方》三十卷与《千金翼方》三十卷。

书名出自他自己的一句话：「人命至重，有贵千金，一方济之，德逾于此。」——人的命最重，贵过于千金；一副药方能救人，这德行超过千金。

《千金方》的内容极广：内科、外科、妇产、儿科、五官、针灸、食疗、养生、解毒，几乎是一部全科的医学百科。

有几个特点值得说：

他把「妇人方」放在全书最前面，接着是「少小婴孺方」。这在古代医书里是一个显著的选择——妇产科与儿科的疾病最急、最难，也最容易被忽视。

他重视食疗。主张能用食物治的病，先不用药（「夫为医者，当须先洞晓病源，知其所犯，以食治之；食疗不愈，然后命药」）。

他激烈反对服石。魏晋以来，士人流行服「五石散」一类矿物药（石钟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孙思邈明确说这些东西有毒，劝人「宁食野葛，不服五石」（野葛也是毒物，这是极言之）。

他还写了著名的《大医精诚》，放在《千金方》的开篇。这一篇讲的是医德：

医生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对待病人，「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妍媸，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

这是中国医学史上最重要的医德文献之一。今天医学院的学生还会读到它。

孙思邈被后世尊为「药王」，宋以后各地有药王庙。他活了很久（生卒年有争议，一般说他享年百岁上下），这在唐代是极罕见的。

现在说一个不太光彩的话题：唐代人吃药吃死的事。

服丹药之风在唐代极盛，尤其在皇室与士大夫之中。

丹药（用丹砂、铅、汞、硫等炼制）被认为能长生，实际上有剧毒。唐代皇帝中因服丹药而死的，至少有唐太宗、宪宗、穆宗、武宗、宣宗（具体死因在史书记载中有差异，但服丹是直接相关的因素）。唐宪宗就是因为服丹药脾气暴躁，最后暴崩于宫中。

韩愈写过一篇《故太学博士李君墓志铭》（李于），里面列举了他亲眼见到的服丹而死的人——一共点了六七个名字，写明谁吃了什么药、怎么死的。

一个墓志里写下这样一段，是很不寻常的。墓志的常规是称美死者，韩愈却借它来记录一场集体中毒。这件事反过来也说明当时服丹致死的普遍程度：他随手就能举出六七个人。

顺带说一句唐人的寿命。

古代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很低，主要被极高的婴儿死亡率拉低；能活过婴幼儿的人，寿命会显著上升。唐代士人活到六七十岁并不罕见（白居易七十五、刘禹锡七十一、韩愈五十六、杜甫五十八、李白六十一）。但疾病始终是最大的威胁：疟疾、痢疾、伤寒、天花一类传染病，以及「脚气病」（古代所谓脚气，症状包括下肢水肿、麻木、心悸，与现代的脚癣不是一回事，病因一般认为与营养结构有关，在唐代士人中相当常见）。

所以一个唐代人面对疾病，能依靠的有三样：国家的医学体系（太医署、州医学博士）、医生（孙思邈这一类人）、以及运气。

而最有把握的那件事，孙思邈已经写在《千金方》的第一页上了：先别急着吃药，先看看能不能吃对饭。

唐代还有一项制度值得提，因为它和「医院」最接近：悲田养病坊。

唐代佛教寺院设有「悲田养病坊」，收养贫病无依的人。悲田是佛教用语（福田之一，指供养贫病者可得福报），所以这类机构的运作依托寺院。

会昌年间（八四一—八四六）唐武宗灭佛（「会昌法难」），寺院经济被摧毁，悲田养病坊失去了依托。朝廷的处理办法是：把它收归官府，由政府拨给田地、派人管理（李德裕曾奏请「令两京及诸州，于录事耆寿中拣一人有名行谨信为乡里所称者，专令勾当」）。

也就是说，一项原本由寺院承担的慈善医疗，被国家接了过去。

这是中国医疗救济史上很关键的一步：从宗教慈善到国家责任的过渡。此后宋代的「安济坊」「居养院」一类机构，就是沿着这条路走的。

所以唐代人看病，至少有四个层次：自己扛（食疗、灸、民间方）、找医生（民间医者与孙思邈这类名医）、国家的医事机构（太医署、州医学博士）、以及寺院与官府办的病坊（给最穷的人留的一条路）。

四个层次加起来，也挡不住当时的死亡率。但这已经是一个前现代国家能做的全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