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渊明辞官归田，很多人以为他厌恶所有官场，他一生究竟做过几次官，辞官的根本缘由是什么？

我从前读《桃花源记》和《归去来兮辞》，下意识地认定陶渊明生来就讨厌做官，一心只想种田隐居。慢慢翻读《晋书》《宋书》里面他的传记，再对照陶渊明诗文的编年，才发现事实并非这般简单。他并不是自始至终拒绝仕途，年轻的时候，也曾多次踏入官场，反复在出仕与归隐之间徘徊。

陶渊明出身没落的官宦家族，曾祖父陶侃是东晋赫赫有名的大司马，可到他这一代，家族早已衰败。年少时他心怀抱负，想要建功立业，有着读书士人很常规的理想，希望在朝堂施展才干。只是东晋末年时局动荡，朝堂内部门阀争斗不断，战乱此起彼伏，普通寒门士人很难找到安稳施展抱负的空间。他最早入仕，是在桓玄幕府之中，之后又转入刘裕的麾下，再后来出任彭泽县令。前后几次为官，职位都属于地方基层小吏，俸禄微薄，还要奔波应付繁杂的公务。

很多读物只着重写不为五斗米折腰这个故事，仿佛仅仅因为一个督邮要他束带拜见，他便愤然弃官。这件事是触发辞官的直接导火索，却不是全部根源。如果仅仅只是不愿拜见上官，不至于下定决心彻底断绝仕途。长久以来，他内心始终存在拉扯。做官可以拿到俸禄，养活家中妻儿老小，可官场之中迎来送往、违心应酬，要压抑自己的本心。他本性随性，不习惯曲意逢迎，周旋于繁杂的官场规矩之间，内心一直倍感煎熬。

东晋的地方小吏，日子远没有想象体面。彭泽县位置偏僻，事务琐碎，督邮这类上级巡查官员到来，按照礼制，身为县令必须整理官服恭敬拜见。陶渊明得知这件事之后，感慨自己不能为了微薄俸禄，委屈本心去侍奉乡里小人，于是写下《归去来兮辞》，解印辞官，这一年他四十一岁。

这里有一点需要留意，辞官之后的田园生活，也不是全然浪漫的田园诗篇。很多人被他优美的田园诗文打动，想象他终日赏山水、饮酒作诗，不必操劳。真实的生活充满艰辛。归隐之后，失去俸禄收入，全家依靠耕作维持生计。遇到灾年，田地歉收，便会陷入饥困，他写过不少诗文记录挨饿、借贷的窘境。他选择归田，是在理想和生计之间做出取舍，是付出代价的抉择，不是轻松惬意的度假。

也不能简单理解为，他憎恨所有做官之人。他身边不少亲友依旧在朝中任职，他和他们还有书信往来，并没有一刀切地隔绝所有官场圈子。他失望的是东晋末年腐败混乱的政坛，是需要不断压抑自我、逢迎权贵的为官环境。门阀把持朝政，寒门士子很难实现济世的理想，即便勉强留在官场，也只能做些细碎琐事，无法实现早年的抱负。既然理想难以达成，又要不断委屈本心，他才最终选择回归田园。

后世很多文人喜欢效仿陶渊明的归隐，但是大多只看到诗文里悠然自得的一面，忽略了背后的生存困苦。他写“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这份淡然，是经历数次官场往返、看透时局之后，在贫苦生活里寻找到的精神安顿。不是生来就看淡功名，是一次次亲身尝试之后，认清自己不适合官场，才做出这个决定。

《归去来兮辞》写的不是一时冲动的赌气，是长久内心挣扎之后的抉择。往后二十多年，东晋灭亡，刘宋建立，有人再次举荐他出仕，他始终拒绝，不再踏入官场。时代动荡，仕途无望，加上本性和官场规则格格不入，多重因素叠加，最终造就了归田的选择。读懂他数次出入官场的往复，再读他的田园诗歌，就能体会文字背后，一个士人在乱世之中艰难的精神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