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的山水诗写得好好的，为什么每到结尾总要拖一条讲道理的「尾巴」？

读谢灵运的诗，有个现象很显眼。

前面写得极好。山怎么起伏，水怎么流，光怎么变，一句一句都在眼前。

可到了末尾，忽然转了。

他开始讲道理：讲人生，讲出处，讲知足，讲抱朴守拙。

我第一次系统地读他的集子，觉得这种结尾很扫兴。

一篇山水游记，最后总要附一段哲学。

后来我才明白，这不是他个人的毛病，是一个时代的惯性。

要理解这件事，得先看看他之前的人写什么。

东晋的诗，主流叫玄言诗。

玄言诗是什么？

简言之，是用诗来讲老庄的道理。诗中很少写物，多半在说：万物齐一，荣辱不惊，守拙归真等等。

我以为这种诗读多了会闷，因为它没有画面。

可它流行了一百多年，说明那个时代的人确实喜欢谈这个。

谢灵运就长在这个风气里。

然后他做了一件新的事：他把注意力转到了山水上。

我以为这一步很重要。诗从讲道理，转向看东西。

可他转得不彻底。

或者说，他没法彻底。

我以为原因有两层。

第一层是习惯。一个人写诗写了半辈子，忽然换了路子，笔还是会往回走。

第二层更深：在那时的人看来，只写山水是不够的。

我以为这是理解那截尾巴的关键。

写山水，如果只是写好看，那它就只是游览的记录，算不上诗。

要让一首诗成立，它得说出点什么。

所以谢灵运在末尾加上一段：我在山水中悟到了什么。

我以为这个结构在当时是必要的。没有那段，诗就不完整。

换句话说，那截尾巴不是累赘，是当时的「结项」——一首诗的收口。

我读到这一层的时候，就不再嫌它了。

再说他这个人，因为他实在不像个能安分的人。

谢灵运出身极好。他是谢玄的孙子，袭封康乐公。

我以为这个家世在东晋南朝是最顶的一层：谢家、王家，是那个时代最有名的两个家族。

可他入宋之后并不顺。

朝代换了，他的身份就尴尬了。新的朝廷用他，却不真信他。

他做过永嘉太守、临川内史一类的地方官。

我以为他的态度可以从一件事看出来：他做官的时候，常常不理政务，去游山。

我以为这不是懒，是他把心思放在别处了。

他游山的方式也很特别。

据说他出游要伐木开路，从这座山翻到那座山，随从几百人，动静很大，地方上以为是山贼。

这个故事见于史书，细节我不敢全信，可我想象那个场面：几百人扛着工具进山，开出一条路来。

我以为这是很有谢灵运风格的一件事：要看山水，就得真进去，不能只在远处望。

还有谢公屐。

相传他做了一双特别的木屐：上山的时候把前面的齿卸掉，下山的时候把后面的齿卸掉，这样走山路就稳。

我以为这个发明很聪明，也很实在。它说明他是真走路的人，不是坐在屋里想象山水的人。

李白云「脚著谢公屐，身登青云梯」，用的就是这个典故。

我以为一件木屐能被后人记几百年，是因为它把一种生活方式固定下来了：为了看山，连鞋都要改。

再说他的句子。

「池塘生春草，园柳变鸣禽。」

这两句历来被推为名句，据说他自己也极得意，说是梦中得来的。

我以为这两句的好处恰恰在于它一点道理也没有。

池塘边生出了春草，园里的柳树上换了鸟叫。

就这么两句，全是景，全是平常的东西。

它不解释，不引申，不悟道。

我以为这正是谢灵运最了不起的地方：在他所有的诗里，总有那么一两句忽然挣脱了那个时代的习惯，只留下眼睛看见的东西。

而这几句，恰恰是后人记得最牢的。

我以为这是文学史上很有意思的一个悖论：他花力气写的那些道理，后人几乎不引；他随手写的那两句景，传了一千五百年。

再说他的结局。

元嘉十年，他被罪徙广州，随即被杀，年四十九。

罪名见于史书的记载，细节我不敢替它辨白，只说一点：一个四十九岁的人，在流放的路上被杀。

我以为这个结局和他那截尾巴一样，都是时代留下的东西：一个不肯安分、也不肯闭嘴的人，在那个位置上待不住。

最后我想说回那条尾巴。

后人批评谢灵运，多半批评它有冗长、有生硬、有说教。

我同意这些批评。

可我也想补一句：正是因为有这截尾巴，我们才能看见一种文体是怎么变的。

诗从讲道理，到写景物，中间不是一刀两断的。

它是这样过渡的：先写景，再讲道理；后来道理越讲越少，景越写越多；最后尾巴不见了，只剩山水。

谢灵运正站在那个过渡的中间。

我以为这比「写得好」更值得记住：他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他的毛病里藏着那个转折的痕迹。

而「池塘生春草」那两句，是他在尾巴还没有完全甩掉的时候，提前写出的、属于下一个时代的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