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说「二十三年弃置身」——那二十三年是怎么开始的？他在贬所怎么过来的？

刘禹锡写过一句很有名的自道：二十三年弃置身。

二十三年。一个人最好的一段日子，也就这么长。

这句话说得很平静，可我一直想知道那二十三年是怎么开始的，又是怎么一天一天过来的。

事情要从贞元二十一年（805）说起。

那一年正月，德宗死了，顺宗即位。新皇帝身边有一批人想改一改局面，为首的是王叔文和王伾，参与的有刘禹锡、柳宗元等人。他们做的事，后来的史书叫永贞革新。

这场改革的时间很短。从顺宗即位到八月被迫禅位，前后大约一百四十六天。

一百四十六天，不到半年。

我觉得这个数字很能说明问题：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做的事，能有多大成效其实很难说。可它的后果一点也不短。

八月，顺宗禅位给宪宗。王叔文随即被贬，后来赐死；王伾被贬后不久也死了。刘禹锡、柳宗元等八个人被贬到远州去做司马，史称二王八司马。

刘禹锡那年三十四岁。他此后的二十三年，就是从这一百四十六天开始的。

那么他被贬到了哪儿，又是怎么过的？

刘禹锡先是被贬为连州刺史，走到半路又改贬朗州司马。

朗州在今天的湖南常德一带。那时候的朗州，在中原人眼里是很远的地方，而且湿热。

他在那里待了十年。

十年是什么概念？他从三十四岁到四十四岁，一个人最好的十年都在朗州。

而司马这个官，在唐代是闲职，没有实权。也就是说，他这十年有的是一个头衔和一堆空闲；想做事，却没有地方做。

我读他在朗州写的那些诗，觉得他并没有消沉下去。他写当地的风物，写民俗，也写自己的处境。有一种材料说，他在这个时期还留意过医方，编过一本小书。

一个人在贬所里能做的、最体面的事，大概就是这个：既然无事可做，就把日子写下来。

元和十年（815），朝廷终于把他召回长安。那年他四十四岁。

可他回京之后又出事了，而且是因为一首诗。

回京之后，他做了一件事：去玄都观看桃花。

玄都观是长安城里的一处道观，以桃花出名。刘禹锡去看，看完写了一首：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第三句写花，第四句说自己。桃千树是这十年里新栽起来的，而他正是十年之前被赶走的。那么这些花和这些人，都是在他走了以后才有的。

这首诗被人读出了别的意思，认为是在讽刺当朝的新贵。执政的人不高兴，于是他刚回长安不久，又被贬了出去——而且贬得更远，先是播州，后来改贬连州。

后来到大和二年（828），他又一次回到长安，又一次去了玄都观，又写了一首：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桃花没有了，种桃的人也不在了，而他又来了。

这两首诗我放在一起读过很多遍。中间隔着十三年，可口气一点没变。

一个人被赶走两次，回来两次，第二次回来的时候还能写下「今又来」三个字。我觉得这三个字，比他那句二十三年更能说明他是什么样的人。

还有一处我想说清楚，那就是司马这个官到底意味着什么。唐代把一个官员往外贬是有讲究的：贬到远州去，官名常常是司马、司户、参军这一类。这些官职听着都是官，实际上没有职事——有品级，有俸禄，却没有事可做。而更狠的一层是，很多贬官的任命上还写着员外置，意思是在正式编制之外，等于明说这个人不在考虑之内。所以我读到刘禹锡在朗州十年这个数字的时候，想到的不是一个发配的人，而是一个被放在架子上的人：他有官身，却没有位置；有名分，却没有事。这比单纯的惩罚更难熬，因为惩罚是有期限的，而没有事可做可以无限期。顺便说一句，古人把降职叫左迁，就是从这里来的——往左移一格，两个字把一个官员一生的转折说完了。

这一点我在别人的注本里也见过印证，可见不是我读岔了。

一个司马的品级未必很低，可它什么都不管。而什么都不管这件事，对一个还想做事的人来说，比贬得远更难受。

我想这也是为什么古人在贬所里多半只能写东西：不是他们不想做事，是没有事给他们做。

我想，这也是一种活法：没有位置，还有口气；而口气这东西，是别人拿不走的。

我想，这也就够了：一个人能守住的东西不多，守住一样是一样。

这一节我想说另一个人，因为不看他，刘禹锡那二十三年称不出分量；那个人是柳宗元。

柳宗元和刘禹锡是同年进士，同一年参与永贞革新，同一年被贬，而且贬的都是司马。两个人的起点几乎一模一样。

可结局差得很多。

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在永州住了十年；后来改任柳州刺史，元和十四年（819）卒在柳州任上，年四十七。

刘禹锡则一直活着，回到洛阳，做到太子宾客，会昌二年（842）卒，年七十一。

一个四十七，一个七十一，中间差了二十四年。

我把这两个数字摆在一处的时候愣了一下。同样的才具，同样的事，同样的贬法；一个人没有熬过那段时间，一个人熬出来了，而且比对方多活了二十四年。

这中间当然有许多说不清的东西，体质、境遇、心境都在里头，我不敢说是什么起了决定作用。可我至少能说一句：那二十三年不是人人都能过来的。

刘禹锡过来之后写的那句今又来，也就有了另一层意思——他不是随口说的，他是真的回来了。

再说一件他在贬所作的事，这一件常常被忽略。

刘禹锡在夔州的时候，学当地的民歌，写了一组《竹枝词》。

竹枝词本来是巴渝一带的民间曲调，唱的时候还带和声。他照着那个调子写，写得和文人诗很不一样。

其中一首很有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唱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

最后一句用的是晴，指的却是情。这个写法不是他发明的，是民歌里本来就有的；他只是把它记了下来，而且记得很好。

我觉得这件事很能说明他这二十三年是怎么过来的：他没有只在自己的失意里打转。到了一个地方，就去看那个地方的人怎么唱、怎么说话，然后照着他们的样子写。

一个被朝廷丢弃的人，反而在这段时间里离民间最近。

他晚年回到洛阳，做的是太子宾客这样的官，后世因此称他刘宾客。

那时候他和白居易往来很多，两人唱和的诗编成了集子，人称刘白。白居易和他年纪相仿，晚年都在洛阳，来往很密。白居易写过一句很实在的话，大意是叹他才高而位不显。

我想这是当时人对他的普遍看法，都觉得他的本事不止于此。

可他自己似乎已经不那么计较了。会昌二年（842），刘禹锡卒，年七十一。

一个七十一岁的老人，回看自己三十四岁那年的一百四十六天，会怎么想，我不知道。我只知道他留下的那些诗里，很少有自怜的口气。

他晚年还写过一组很有名的怀古诗，叫《金陵五题》，写的是六朝旧都的那些遗迹，其中《乌衣巷》《石头城》两首最出名。我以前只把它们当作写景的绝句来读，后来才知道，他写这组诗的时候并没有到过金陵——他是照着别人的描述写的，这件事让我有点意外。一个人没去过那个地方，却把那个地方的兴衰写得这样准。我想这大概是因为他自己在那二十三年里，见过了太多这样的事：一个地方、一个人，曾经很盛，然后忽然就没有了。他写的不是金陵，他写的是他早就熟悉的那一种变化。

所以再回到那句二十三年弃置身。

那二十三年，起头是一场不到半年的改革。一百四十六天，换来二十三年。

这个比例我一直觉得不成比例得厉害。

可古人就是这样：一次站错队，一辈子都可能赔进去。

我写这一篇的时候，一直在想一个不该想的问题：如果他没有参与那件事，会怎么样？

这个问题没有答案，也不该有答案。我只是觉得，一个人的一生有时候会被一件看起来并不很大的事改变，而那件事在当时又轰轰烈烈。

一百四十六天，在当年大概是天大的事；二十三年之后再看，那只是很短的一段。

而刘禹锡最后留下的那句话，不是抱怨，是前度刘郎今又来。

我读了很多遍，还是觉得这句很硬。

我把这些放在一起，觉得那二十三年没有把他磨平：他被磨掉的是位置，不是口气。

而这大概也正是他比柳宗元多出来的那二十四年里，最值得说的一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