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一生写了两千八百多首诗，为什么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就把诗集抄了几份藏进寺院？

白居易活到七十五岁。在整个唐代的诗人里，这样的年纪算得上高寿。

他一生留下两千八百多首诗，是唐人中存诗最多的一位。更重要的是，这些诗里的绝大部分，他自己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整理成集，还认认真真抄了几份，分别寄存在不同的地方。

一个这么在意自己的诗能不能留下来的人，写出来的东西自然与别人不同。

白居易字乐天，晚年号香山居士，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772），比柳宗元还要大一岁。

他生在河南新郑，祖籍太原。家里并不显赫，父亲白季庚只是个县令一级的官员，常年在外任所。那时候藩镇割据，中原不太平，白居易小时候跟着家人到处避乱，有一段时间流落在江南。这种日子让他很早就看见了民间的艰难。

读书这件事，他从小到大都没有松过手。他在给元稹的信里自述：十五六岁的时候才知道有进士这件事，从此苦节读书，昼夜相继，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白天作赋，夜里读书，中间还要做诗，连睡个安稳觉的时间都没有。

十六岁那年，他带着自己的诗稿去了长安。

这趟长安之行留下一个著名的故事。他去拜见名士顾况，顾况看着眼前这个少年和他的名字，打趣说：长安米贵，居大不易。等到读到诗里的「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顾况改了口气：有句如此，居天下有甚难。这故事见于唐人的笔记，真假难辨；不过它点出了白居易少年时代最关键的一件事——他很早就在长安有了名声。

不过他的功名路，走得并不算顺。

贞元十六年（800），二十九岁的白居易进士及第。这一榜共取十七人，他是最年轻的一个，及第之后写下「慈恩塔下题名处，十七人中最少年」的句子。此后又过吏部考试，做了校书郎、翰林学士、左拾遗，一路走到了皇帝身边。

这是他一生中最有抱负的一段时间。

元和年间他写下《秦中吟》十首与《新乐府》五十首。这些诗的题目下面大多标明用意：《卖炭翁》写的是「苦宫市也」，《杜陵叟》「伤农夫之困也」，《轻肥》刺的是那些乘肥马、衣轻裘的得意之人。他把自己的主张写得很明白，就在那封给元九的长信里：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

这些诗写得直白到近乎粗粝，他自己也知道后果。

同一封信里他把那些后果一一记了下来：凡是听说我写了《贺雨诗》的，众口籍籍，都说不合适；听到我写《哭孔戡诗》的，当面不说话，心里早就不高兴；听见《秦中吟》的，那些权豪贵近之人面面相觑而变了脸色；听见《登乐游园》寄给足下那首诗的，掌权的人直扼腕。

一个人写诗写到让权贵们相目而变色，他自己显然很清楚在做什么。

元和十年（815）六月的一天，宰相武元衡在上朝的路上被刺客杀死，另一位大臣裴度也受了伤。这是藩镇派人下的手，朝野震动。

当时白居易任太子左赞善大夫，一个东宫里管规讽的闲职。可他第一个上疏，请求朝廷立刻捕贼。

这一疏惹下了祸。有人论他越职言事——太子属官不该抢在谏官之前议论朝政；还有人翻出一桩更要紧的旧账：他的母亲因看花坠井而死，而他却写过赏花诗与新井诗，为士论所不齿，不宜再留在太子身边。

处分下来，他被贬为江州司马。

罪名是伤名教，因为写了赏花诗。

换了别人，这事恐怕要气得发疯。白居易一路南下，到江州时已是秋天。

江州司马是个闲差。他在给元稹的信里先替朋友宽心，说江州风候稍凉，地少瘴疠，蛇虺蚊蚋虽有却也不算多；接着说到自己：到任才几日便已安顿下来，这里风物清嘉，独处的闲暇也足够自适。

可就在第二年秋天，他在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旁边一只船里有人在弹琵琶。

那只船上弹琵琶的妇人，原是长安的倡女，年长色衰之后委身为商人妇。

《琵琶行》里最要紧的其实只有两句：「我从去年辞帝京，谪居卧病浔阳城」，说的是他自己；「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则是把两个人放到了一处。他把自己的身世与一个素不相识的歌女等量齐观，这在从前的士大夫文章里是很少见的。

让他写出这句话的，正是被贬的这一年。他到江州的时候四十四岁。

他的诗在当时就传得很开。他自己说过，从长安到江西三四千里，凡是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着他的诗的；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也常常有人在吟诵。这话写在给元九的那封信里，听起来像自夸，可从旁人的记载看大体属实。后来唐宣宗吊他的诗里也写着：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一个诗人活着的时候就已经这样有名，这在唐代并不多见。

江州之后，朝廷的处分慢慢松动。元和十三年（818）底，他改任忠州刺史，终于又有了一处能办实事的地方。

忠州在今天的重庆忠县，山高地瘠。他在州城东边的坡地上种过花，也种过树，还留下两首《东坡种花》诗。种花这件事听起来是闲情，可看他写下的句子就知道不是：持钱买花树，城东坡上栽；但购有花者，不限桃杏梅。他把买花栽树当成一件正经营生来写。

此后十几年，他几度在朝在外，做地方官的年头反倒更长。

长庆二年（822），他出任杭州刺史，这一年五十一岁。

他在杭州办的事，今天还有人提起。一是疏浚六井，那是当年李泌凿的六口井，年久淤塞，城中百姓吃水困难；二是修堤拦蓄湖水，可以灌溉农田千余顷。他把蓄水放水的分寸写进《钱塘湖石记》，连什么时候开闸、放多少都交代得清清楚楚，写得几乎像一份工程说明。

这里要说一句实话。今天西湖上的白堤，通常认为并不是白居易所筑的那一条。他修的堤在旧钱塘门外一带，早已不存；后人是把原先的白沙堤改名白堤来纪念他。纪念是真心的，地望却是错的——这类张冠李戴的事，在名物上常见得很。

杭州之后，他又出任苏州刺史。

苏州的事迹与杭州出于同一路数：开河、筑堤。他从虎丘到阊门之间凿河修路，那条河日后成了七里山塘，两岸慢慢长出街市。到今天山塘街还在，仍是游人不断的地方。

会昌二年（842），他以刑部尚书致仕，此后常在洛阳住着。

晚年的白居易与早年相比，像是换了个人。

他不再写那些能让权贵变色的讽谕诗，转而写闲适。他自号香山居士，与僧如满结社往来；还在龙门一带集资开凿八节滩，为的是让拉纤的船工少些艰险。他并不讳言这个转变：给自己编集的时候，他把诗分作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讽谕仍然冠于卷首——那始终是他最看重的一类。

老朋友却一个一个先他走了。

元稹与他相识最早、相知最深，四十年来唱和不绝。大和五年（831），五十三岁的元稹卒于武昌任上。白居易写了好几首悼念的诗，其中两句后来传得很广：君埋泉下泥销骨，我寄人间雪满头。

这两句里没有一个字提到悲伤，读起来却让人半天说不出话。

他年轻时写的《长恨歌》与《琵琶行》，是他一生流传最广的两篇。有意思的是，这两篇恰恰都不在他最看重的讽谕一类里——《长恨歌》入了感伤，《琵琶行》也只入感伤。他自己心里清楚哪一类最要紧，读者却有读者自己的选择。

会昌六年（846），白居易卒于洛阳，年七十五。

他生前留下遗命：不必归葬祖茔，葬到香山如满禅师的塔侧就好；不许请谥，不许立碑，丧事从简。一个写了一辈子诗、并且一辈子都在安排这些诗下落的人，对自己身后的事反倒交代得这样简单。

更早几年，他还写过一篇《醉吟先生传》，等于提前给自己写了墓志。这样的事不多见：一个人活着的时候就把自己盖棺论定，然后安安静静等着那一天。

今天读白居易，多半仍旧从《新乐府》读起，因为他自己就是这么排的。诗集编成之后，他抄了几份，分别送到几座寺院里收着：庐山的东林寺、洛阳的圣善寺、苏州的南禅院。这种做法有点像托孤——替自己的文字找几个稳妥的地方，指望它们能熬过兵火。

只是他大概没有料到，后人记得最牢的反而不是那些诗，而是一句与新乐府毫不相干的话：「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那句诗写在浔阳江头的一条船上，写在他一生最难熬的那一年。

一个人的抱负与他的际遇错位到这个程度，说不上是幸还是不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