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为什么把「民风」写成「人风」？古籍里那些看着像错字的例子是怎么回事？

读古书的人常会碰上一类怪事：明明该是这个字，书上却印着另一个。

柳宗元的《捕蛇者说》是个现成的例子。

这篇文章记一个姓蒋的捕蛇人，说他家的祖父、父亲都死于捕蛇，他自己接着干了十二年，几次险些送命。文章写到最后，柳宗元发了一句议论，说苛政比毒蛇还厉害，末了写道：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

这句话的意思是：所以写下这篇《说》，等待那些考察民情风俗的人来看到它。

问题偏偏就出在「人风」这两个字上。

照意思看，这里该写的是民风——考察民间风俗的人。可柳宗元写了人。这不是他写错，也不能归咎于后来的刻书匠，因为几乎所有的本子都作人风。

真正的原因只有一个字：避讳。

这篇文章写在唐宪宗时期，而唐太宗名叫李世民。民这个字，在唐人的笔下是不能照写的，尤其是在涉及朝廷六部一类正式场合的文章里。于是民改成了人，年年如此，代代沿袭，到了宋代刻书的时候，刊刻者早已习惯了这个写法，把它一路刻了下来。

被这样改过的，还远不止《捕蛇者说》一篇。

唐代避唐太宗讳，世字多改作代，民字多改作人。初唐将领王世充，在唐人的记载里常常写作王充；观世音菩萨被省称为观音，相传也与这一个世字有关——当然这是后来的说法，佛经里观世音本就有种种简称，避讳在其中起了多大作用，历来看法不一。

所谓避讳，是我国古代对君主与尊长之名不能直书的一种规矩。这套规矩的源头，写在礼书里。

《礼记·曲礼》里有一段专讲这个：卒哭乃讳，礼不讳嫌名，二名不偏讳。这几句的意思是，丧礼卒哭之后才开始避讳；读音相同的字不必避（这是不讳嫌名）；双字的名不必逐字都避（这是二名不偏讳）。

照这条规矩，李世民是二名，照理民字可以不必避。可规矩在书上是死的，做起来往往从严——唐代避李世民讳，两个字都避得严严实实。

《曲礼》还给过几条例外：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庙中不讳。意思是读《诗》《书》时可以不避，写文章时可以不避，在宗庙里也可以不避。

这些例外的存在恰好说明一件事：避讳从来不是一套铁律，它有松有紧，松紧要看来在什么场合、说什么话、遇到的是谁。

真要避的时候，做法不外乎三种。

第一种是改字，用另一个意思相近或读音相关的字把本字替掉。这是最常见的办法，人风取代民风就是这一类。

第二种是缺笔，写到这个字时故意少写一笔。清代刻本里遇到皇帝名讳，常常是最后一笔不写，字看上去缺了一个尾巴，意思却还明白。

第三种是空字，把本字空着不写，或者用某字、一个方框来代替。古书里那些空着一格的地方，有些是刻版残缺，有些恰恰是这么空下来的。

改字这条路走得最远，也最容易出岔子。

历史上最有名的一桩改动，要数汉武帝。

汉武帝名叫刘彻，彻是要避的。汉初有个辩士叫蒯彻，是韩信的谋士，曾劝韩信背汉自立。到了司马迁写《史记》，这位辩士的名字已经改成了蒯通——彻与通意思相近，就这么替换了。班固写《汉书》沿用不改，于是两千年来人人叫他蒯通，本名蒯彻反倒少有人提起。

改字这件事，在每一个朝代都要重来一遍，而且每换一个皇帝就重来一遍。

宋太祖名叫赵匡胤，匡字是要避的。宋人遇到这个字，多半改作正，也有改作主或者康的。匡庐山这个名字在宋人的笔下就出现过康庐的写法，后人不察，还以为是另外一个地名。宋高宗名赵构，构字要避，办法是把它写成句——同一个字，在宋刻本里与别的本子里常常就差这么一笔。

到了清代，避讳的规矩执行得比前代更严。

康熙帝名玄烨，玄字改作元。于是东汉的大儒郑玄，在清人的书里往往写作郑元；长安的玄武门，也被写成元武门。雍正帝名胤禛，胤字改作允；乾隆帝名弘历，弘字改作宏。这些改动不是民间自发的，是朝廷明文规定的，刻书的人照着改，读书的人照着读，日子一久，改后的写法反倒像是本来的样子。

一件事做了两千年，总会做出些极端的结果来。

宋代有个州官叫田登，自己讳那个登字，境内的人说话写文章都不许用登，连登门的登也不行，于是点灯改叫放火。到了正月十五照例是放灯的日子，衙门出的告示上只好写着：本州依例放火三日。这就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那句俗语的来历，记在陆游的《老学庵笔记》里。

避讳给后人添了不少麻烦，却也留下一件意外的用处。

正因为每个时代避的是不同的字，书里某个字被改过与否，就成了判断这部书刊刻年代的一条线索。一个本子把玄都刻成元，它多半出自康熙以后的清人之手；另一个本子还敢照写玄字，那它的刊刻年代恐怕要往前推。近人陈垣写过一部《史讳举例》，专门讲这套避讳的规律——他把一件麻烦事，做成了一门可以依凭的学问。

上面说的都是避皇帝的讳，这一类叫做国讳。还有一种更难缠的，叫家讳——避的是自家尊长的名字。

李贺就栽在这上面。他的父亲名叫晋肃，晋与进同音，于是有人说他不该去应进士举。韩愈为此专门写了一篇《讳辩》替他质问：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么父亲名叫仁，儿子难道就不能做人了吗？话虽然这么讲，李贺终究没能去考，只做过一个奉礼郎的小官，二十七岁就死了。

韩愈那篇短文流传了下来，成了古文里讲理讲得最锋利的一篇。而那位青年诗人的一生，也就此改了方向。

回头再看柳宗元那句「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就不觉得别扭了。它不是笔误，也不是刻书人的疏忽，而是一个唐代的写作者，在动笔的那一刻知道自己不能写那个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