毕昇发明了活字印刷，为什么后来中国印书的主流仍然是雕版？

一本书要传到后世，中间要过的关多得超出想象。

最先扛这个差事的是竹子和木头。

先秦到汉代的书写材料主要是简牍：把竹子劈成狭长的竹片，或者把木头锯成木板，打磨之后用笔墨写字。写好再按次序编起来，用麻绳或者皮绳穿成一册——这便是册字的来历，那个形状像几片竹简被绳子串在一起的模样。

竹子在成为书写材料之前并不好对付。

新砍下来的竹子有水分，放久了要生虫变形，所以先要在火上烤。烤的时候水分渗出，像出汗一样，这道工序叫做汗青，也叫杀青。烤过之后的竹子才算耐用。

这样一来，一部书的重量就很可观了。

《庄子·天下》里说惠施多方，其书五车，本意是夸他学问大；可这五车装的全是竹简，折算成今天的印刷品，恐怕几个书包就装下了。古人形容读书多用「学富五车」，用的正是这个典故。而《史记·孔子世家》记孔子晚年读《易》，反复翻动，把编联竹简的皮绳弄断过多次，这就是韦编三绝。

西汉的时候，纸就已经出现了。

近几十年的考古发掘，在陕西、甘肃等地都出土过西汉时期的麻质纸片，比如灞桥纸、放马滩纸。这些纸粗糙，多半用来包裹衬垫，不便于书写。

把纸做成可以写字的样子，是东汉蔡伦的功劳。

《后汉书·蔡伦传》记：自古书契多编以竹简，其用缣帛者谓之为纸。缣贵而简重，并不便于人。伦乃造意，用树肤、麻头及敝布、鱼网以为纸。东汉和帝元兴元年（105），他把这套方法奏上朝廷，从此推广开来。

造纸成本降下来之后，抄书这件事才真正成为可能。

可是手抄仍然慢得很。一本书要流传到更远的地方，还得再上一道工序。

最后真正担起这道工序的，是印刷。

中国的雕版印刷究竟起于何时，学界说法不一，但从实物看，唐代已经相当成熟。现存最早有确切纪年的整本印刷品，是唐懿宗咸通九年（868）刻的《金刚经》，二十世纪初在敦煌藏经洞被发现，卷首那幅说法图刻得相当精细，刀法与墨色都已不是初创的样子。

雕版的办法，是把字反着写在薄纸上，贴在木板上，再用刀把没有字的那部分剔掉，留下凸起的字。刷上墨，铺上纸，轻轻一压，一页就出来了。

到了五代，朝廷开始用这个办法刻经。

后唐长兴三年（932），据记载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国子监主持其事，前后二十余年才刻成。这是官方大规模刻书的开端。

真正把这件事推上高峰的，是宋代。

宋人刻书大致分三种：一种是官府主持的，以国子监刻本为代表，称为监本；一种是士大夫私家出资刻的，刻的是自家藏的书或者先人的文集，称为家刻；还有一种是书坊经营的，以营利为目的，称为坊刻。三种各有长短，监本与家刻校勘精审，坊刻流通最广。

宋代流传下来的书之所以校勘精良，与这套分工很有关系。

看起来，雕版已经是相当好用的办法了。

可就在这个时候，有人想到了更进一步的办法。

北宋庆历年间（1041—1048），一个叫毕昇的布衣发明了活字印刷。

这件事今天之所以还能被知道，全靠沈括的一部书。《梦溪笔谈》卷十八里记得清清楚楚：庆历中，有布衣毕昇，又为活板。

办法是这样：把胶泥刻成一个个单字，用火烧硬；另备一块铁范，在上面排字，排满一版为一板；拿火烘烤使药熔化，用一块平板压平字面，字就牢牢不动了。印毕再烤，药一化，字就落下来重新排用。沈括还特别记了一笔：常字要备二十余个，以备一板之内有重复者。

这个想法到今天看仍毫不过时：一个刻好的字不必一次用完就废，可以反复使用一千次一万次。效率上的差距，一眼就能算出来。

然而后来几百年的事实是：中国印书的主流并没有换成活字。

这件事常常让人觉得不解，像是错过了一个机会。

要解释它，得先看看活字在中国的实际麻烦。

活字在中国碰到的头一个麻烦是字数。

汉字有几万个，常用的也在数千以上。沈括记毕昇的办法时已经提到，一个常用字要预备二十余个，那么一副够用的活字，总数要以万计。要造这么多字模，前期投入的钱、工、时间都不是小数。而雕版不必如此：一本十卷的书，刻一次就够了。

第二个麻烦，出在存放与重印上。

雕版刻成之后是一块板，可以堆在库房里放上几十年。哪一天要添印，取出来刷墨便行，不必再请人校一遍。活字印完一版就得拆，重字重组，下次排这一页还要重来；排的时候得有人认得这几万个字各放在哪个格子，检字的工夫往往比印刷本身还费。

第三个麻烦在人力。排印需要一批识字而熟练的工人，而这样的人在一座城里未必常年凑得齐。

这些麻烦叠在一起，就形成了一笔很朴素的账：印得多、要反复加印的经史要籍，雕版划算；印数少而篇幅大的书，雕版也未必吃亏。活字的好处要在字大而印数极多的场合才显出来，而这样的场合，在古代的出版里并不多。

换到欧洲那一边，情形恰好相反。

古登堡在十五世纪中叶用活字印书的时候，面对的是二十几个拉丁字母。一套字模做下来，数目只相当于汉字的一个零头；字母组合成词，排版的人只要认得字母就够了。于是活字在欧洲推行得极快，几乎没有经历这样的犹豫。

把两边一比就看得出来：决定一种技术能不能铺开，往往不是它先不先进，而是它落到具体的文字、具体的人工与具体的账目上时，划不划算。

当然，活字在中国也并不是全无用处。

元代王祯写过一篇《造活字印书法》，附在他的《农书》后面，记的是用木活字印书的办法，还提到他主持排印《旌德县志》的经历。清代雍正年间，内府用铜活字排印《古今图书集成》，前后排了六十多万叶，这是活字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大规模应用。

只是这些例子加起来，仍然没能改变那笔总账。

今天回头看这件事，很容易替古人惋惜，觉得错过了什么。其实那时候的印刷业既不迟钝也不保守——宋版的刻本书籍流传到现在的那么多，本身就说明它的办法并不坏。活字一直在，它只是在等自己划算的那一天到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