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磐《朝天子·咏喇叭》写于何时？「曲儿小腔儿大」讽刺的是什么？

明代正德年间，运河上常见这样的情形：官船过境，先行鸣号，两岸的丁夫早早聚齐，跪在河沿上等着迎接。船到了吹一阵，走了再吹一阵，从早到晚不停歇。吹的是喇叭，也就是唢呐。

吹号这事本来不稀奇，稀奇的是吹号的人。

蒋一葵《尧山堂外纪》里记着这首曲子的来历：正德间阉寺当权，往来河下者无虚日，每到一处便吹号头，齐集丁夫迎接，日夕不休，王磐作《咏喇叭》一曲以讽之。正德是明武宗的年号，那十几年里宦官用事最烈的是刘瑾，他掌司礼监，批答章奏，朝臣的进退都出其手，时人称为立地皇帝；各地镇守太监、织造太监、采办太监一批一批派出去，走的就是运河这条线。船过必吹号，吹号要人接，接的人得放下手里的活。日夕不休四个字，写的是运河两岸的日子。

「喇叭，唢呐，曲儿小腔儿大。」起句把物件摆在眼前，跟着一句点评：曲子小，声音大。这句是双关——喇叭这个东西本来就曲调简单而声响惊人，拿来比人，比的正是那些职位不高、声势却大得吓人的角色。一个腔字用得很刁，既指喇叭的腔调，也指摆出来的排场。

「官船来往乱如麻，全仗你抬声价。」船来船往多得像乱麻，全靠这一声响来抬高自己的身价。抬声价三个字是本曲的骨：声势是假的，靠一件器物撑起来的。

「军听了军愁，民听了民怕。」军队听了发愁，百姓听了害怕。这一句里军与民并提，说明被惊动的不只是沿岸的住户——驻军也要应付、要出人、要备办。愁与怕两个字分得很准：军怕的是差役，民怕的是祸事。

「那里去辨甚么真共假？」哪还顾得上去分辨真假。

宦官出京，往往打着奉旨的旗号，沿途索取，地方官分不清哪些是朝廷的意思、哪些是他们自己的主意，也不敢问。这一句表面写乱，写的是没有办法：一个百姓听见号声，第一反应不是辨真假，是赶紧躲。

「眼见的吹翻了这家，吹伤了那家，只吹的水尽鹅飞罢！」眼看这家被吹翻，那家被吹伤，一直吹到水干了、鹅飞光了才算完。水尽鹅飞是当时的一句俗话，形容被搜刮得干干净净、什么也不剩。这四句是全曲最重的地方——前面还在说排场、说声价、说分辨不清，到这里忽然落到实处的倾家荡产上。一支喇叭吹出来的后果，是一家一户的破败。

写这首曲子的王磐，字鸿渐，号西楼，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约生于 1470 年。他一生没有做官，也没参加过科举，住在高邮城西，自己盖了一座楼，取名西楼，平日与友人唱和，留下的散曲结为《王西楼乐府》。一个不仕的人写这种讽刺时政的曲子，身份上反而没有顾忌——他不必看谁的脸色，也不必为前程留余地。

王磐的另一面，从他别的曲子里看得更清楚。

他另有一首《朝天子·瓶杏为鼠所啮》，写的是插在瓶里的杏花被老鼠咬倒了：「斜插，杏花，当一幅横披画。毛诗中谁道鼠无牙，却怎生咬倒了金瓶架？」一只老鼠毁了半瓶春色，他拿来开玩笑，还引《诗经·召南·行露》「谁谓鼠无牙」的句子打趣。同一支《朝天子》曲牌，一支用来骂运河上的官船，一支用来笑一只老鼠。两支摆在一起看，才知道他写《咏喇叭》不是脾气坏，是因为看见了真的事——他原本是能在瓶花与老鼠之间找乐子的人。

《王西楼乐府》今存小令、套数若干，题材从咏物、写景到讽刺都有。他隐居高邮几十年，与里中友人结社唱和，写的都是身边的事，这与那些在朝为官、专写应酬之作的曲家不同，也是他的曲子读起来不隔的原因。

骂人的曲子容易写，写得让人信服不容易。

明代散曲里讽刺的作品不少，这一路写法有别于元代。

元人的散曲多写个人怀抱，写隐逸，写男女，写到世事的也多半是感叹；明代中叶以后，散曲的题材往社会面上铺，骂时政、写市井、记风俗的多了起来。王磐这一首属于其中较早也较狠的一类：它不感叹，它骂，而且骂得有具体对象、具体场景。

把它与元人睢景臣的《哨遍·高祖还乡》摆在一起看，路数其实一脉相承——那一套曲子借一个乡民的口，把汉高祖的仪仗拆成「鸡学舞」「狗生双翅」「蛇缠葫芦」之类稀奇古怪的东西，把皇帝的排场说成是乡下人从没见过的怪物。两首都是借一件外物做文章：一个借乡民的眼睛拆皇帝的驾，一个借一支喇叭拆宦官的船。手法上都是把人尽皆知的威风，翻译成另一套语言，让它露出原形。

《朝天子》是曲牌名，属中吕宫（亦有入双调者），句式短促，多四字、五字、六字句夹杂，押韵密。这个调子读起来急，正好配这样一篇气话。

明代散曲的语言比元曲更近口语。元曲已经够俗了，明人还要往俗里走，俗语、谚语、市井话都直接进曲。这首里的「乱如麻」「真共假」「水尽鹅飞」都是活人的口语，放在曲子里不觉得突兀，反而比雅言有劲。

宦官出京这件事，在明代是成制度的。

永乐以后各地设镇守太监，与总兵、巡抚并称三堂；成化、弘治以后又添了织造、采办、烧造诸差，派出去的太监各有名目。名目越多，船越多，运河上越是热闹。地方官见了他们的船要迎接、要供给、要送礼，这笔开销最后落在粮里、落在丁夫身上。正德年间刘瑾用事，这套做法被推到了极致，派出去的人也就更有底气。王磐坐在高邮城西的楼上，听得见河上的号声，也听得见岸上的抱怨——他写的不是听来的传闻，是每天都能听见的东西。

制度摆在那里，换几茬人来吹也不稀奇。

刘瑾倒台是在正德五年（1510），抄家时金银据载车载斗量。抄家之后运河上的号声未必就停了，只是吹号的人换了一批。这首曲子后来一直有人读，多半也因为这个缘故——它写的不只是一个刘瑾。

这首曲子在今天被选进中学语文课本，是明代散曲里流传最广的一首。它能活到今天，靠的不是骂得痛快，是骂得具体——有船，有号，有人迎接，有军愁民怕，有家破人亡。读者不认识正德年间的任何一个太监，也能从这支喇叭的响声里听见那十几年运河两岸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