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又名《江上赠李龟年》，送给唐玄宗时期的著名乐师李龟年。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王维这二十个字，把一种植物送进了汉语的心里。但先要弄清一件事：诗里的红豆，多半不是我们今天煮粥吃的红豆。
古诗与古代记载中提到「红豆」「相思子」的地方不少，指的是一类红色的植物种子，颗粒小、色鲜红，常见于南方。它有时被串成手串，有时装进小袋随身带着，作为赠物或信物。今天植物学上叫「相思子」与「海红豆」的植物，都被认为与古诗所指有关。至于今天常见的赤小豆、红豆（食用豆类），颜色虽然也偏红，但颗粒更大、形态不同，主要身份是食材而不是信物。也就是说，红豆从诗里走进厨房，是被现代汉语的口语合并了。
第二件更容易被忽略的事：这首诗原本是写给一个朋友的。
它另有一个题目叫作《江上赠李龟年》。李龟年是唐玄宗时期最著名的宫廷乐师，杜甫后来在江南遇见他，写过「岐王宅里寻常见，崔九堂前几度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一个能让王维写诗相赠、让杜甫追忆的乐师，是当时文化圈的中心人物之一。
这一点为什么重要？因为它说明「相思」这个词在唐代并不专指男女之情。朋友之间、故人之间、对旧日繁华的怀念，都可以叫「相思」。王维这首诗的口气是朋友式的：南方的红豆，春天又抽出新枝了吧？你多采一些吧，这东西最能寄相思。送别人去南方，托他留意当地的东西，这是一种很自然的交代，比情诗更朴素，也更宽。
今天的「相思」几乎被窄化成爱情专用词，这是语义收缩的结果。收缩之后，王维这首诗便常被当成情诗来读，红豆也就跟着变成了定情物。于是诗的原意（赠友）与诗的流俗用法（爱情）之间，出现了一道缝隙。知道这个缝隙，再读「愿君多采撷」，会多一层味道：他让朋友采豆，不是要朋友想他，而是提前把思念这件事放在了朋友手里。
红豆能定型成相思的象征，还有几层助力。它颜色浓、体积小、能保存很久，是天然的随身之物；它产于南方，对北方人来说带一点地理上的遥远感；它本身有一个与情感直接相关的名字——相思子，名字先于诗存在，诗又把名字固定下来。这三样合起来，几乎注定了它会被反复使用。
王维之后，这个符号迅速定型。晚唐温庭筠写「玲珑骰子安红豆，入骨相思知不知」——把红豆嵌进骨制的骰子里，「入骨」既是工艺（嵌进骨中），也是情绪（相思入骨），一个双关把红豆的用法推到了精巧的顶点。这类句子一旦流行，红豆与相思之间就不再需要解释，后来者可以直接使用这个等式。
后世的进程也很清楚：唐诗里有它，宋词里有它，近代的流行歌词里还有它。一个意象的生命力，其实取决于它能否脱离原始语境继续工作。红豆做到了——今天的人不必知道李龟年是谁，也能明白这四个字在说什么，这大概就是「此物最相思」最实在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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