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上河人。所谓上河，就是峡河的上游。七十里长的峡河，本地人习惯分成三段：上段二十里称上河，中段三十里和下段二十里统称下河，住在不同段的人在习俗和口音上稍有差别。上段苦焦、偏僻、荒凉。母亲出生的地方叫三岔，三条河在这里交汇，翻过后面的西街岭，就是河南省地界了。
母亲十七岁嫁到峡河中段的塬上，父亲家给的彩礼是两斗苞谷，那是爷爷用麻绳套来一只白狐，从河南贩子手上换的。那两斗苞谷，外公一家吃了三个多月。
紧挨峡河东面的地方叫官坡镇，是峡河人赶集的地方。峡河人口少，没有街市也没有集，日用品和五谷六畜都要到官坡集上买卖。母亲喜欢赶集，官坡镇是她少女和青年时代去过的最远的地方。她最后一次去官坡镇，是我十九岁那年，她四十一岁，此去是为我占卜命运的。此后她再没出过远门。
高中毕业后我在家无事可干，家里有一群牛，我负责放。放牛是最轻松的活，故有三年牛倌、知县不换的说法。家里让我放牛，也有对命运不认输的成分，放牛有大量空闲，可以在山上读书想事。那几年牛在山上吃草，我在山上读了很多书，马克思的《资本论》就是那时候读完的。放牛一年多，牛没壮也没瘦，我却越发没了志气。母亲对父亲说：这不行，难道真是一辈子放牛的命。她带了两斤白糖、两包点心和十元钱，去官坡找张瞎子。三天后母亲回来，对父亲说：娃没事，四十岁上能出头。
一九八七年，峡河发大水，一场史无前例的洪水，大雨下了三天三夜，河里的石头、树木、庄稼都被卷走，一起被卷走的还有牛羊猪和人。大水过后，妹妹病了，中耳炎引发的乳突炎。乡卫生院打了六天吊瓶，病情越来越重。去县医院无异于登天，路远不说，主要是没钱。我们兄弟几个正上高中初中，每人每星期只有一袋干粮。本来是不要命的病，却要了妹妹的命，那一年她十三岁。我从学校赶回来时，父母的神志都近乎错乱。也是从那时起，母亲开始哭，白天哭晚上哭，哭了十年，哭坏了眼睛。这十年，她去得最勤也最远的地方就是妹妹的坟头。单程不过数百米，可这么多年往返其间，加起来怕有千里之程。生活像一口锅，母亲一直在锅底打转，锅外的世界不知道她，她也不知道锅外的世界。
一九九九年起，我开始上矿山，天南海北，像一只鸟，踪影无定。有时一年和母亲见一两次，有时终年漂荡一次也见不着。母亲的床头是一片白色石灰墙，上面用铅笔记满儿子们的电话号码，哪个打不通或作废了，就画一个叉，再把新号码添上去。这些号码组成一幅动态的地图，她像将军俯瞰沙盘，因此懂得了山川万里，仿佛她一个人到过四个儿子到过的所有地方。
我四十岁那年，在萨尔托海，方圆百里无人烟。这里是一座金矿，三口竖井，百十号工人，我像一只土拨鼠，每天地上地下来回蹿。这一年我得了颈椎病，起初双手无力，后来双腿也没了力气，跑快一点就会自己摔倒。那年九月初的一天，戈壁上的骆驼草已经干枯，我和六十岁的老黄打了八十个炮孔。进出的通道是一口八九十度的通风天井，仅容一人转身，里面吊着一条大绳，架着十架铁梯。装好炸药，我说黄师傅你先上，我来点炮。点完八十个导火索的头，我跑到采区尽头抓住绳头往上攀，可怎么也够不着梯子，脚和手仿佛不是自己的。导火索冒着白烟，一部分就在我脚下。这时我看见乱石堆里插着一根折断的钎杆，绳头下的岩壁上还有一个爆破不彻底留下的钻孔。我抓起钎杆插进残孔，爬了上来。刚到天井口，炮就在下面接二连三地炸开。
我对母亲讲过无数矿山故事，我的语气和神采带她翻过重重山、走过迢迢路，可这一截路程只属于我一个人。四十五岁，我因为一场颈椎手术离开矿山，开始另一种同样没有尽头的生活，比母亲跑七十里路测卦得来的出头之日，晚了五年。
母亲是二○一三年春天查出食道癌的，医生说已是晚期。在县医院做了两次化疗，身体受不住，就回老家休养。如今七个春秋过去，她依旧安然地活着，不但生活自理，还能下地种些蔬菜瓜果，顺便纳鞋垫。而当时与她一同住院的病友，坟头的草已经几度枯荣。
山外的世界早已繁华得词语都嫌无力，而母亲的一生与此无缘，她一辈子走得最远的地方是西峡县城。那是二○一三年四月，她接受命运抉择的唯一一次远行。那一天她在医院做完初检等结果，我和弟弟带她逛西峡街市。她极度虚弱，走半条街就要找台阶坐下歇一会儿，却满眼惊喜，用家乡话不停问这问那。我们走到灌河边，滔滔大河在这里显得无限平静温顺，母亲露出孩童般的欣喜。也许她心里也曾有过各式各样的梦，也曾被这些梦引诱着抵达过高山大海，却因生活和命运的拘囿，只能渐渐泯灭。
在外漂泊的十几年里，我每次回来唠家常，她都要问一问我到过的地方怎么样，有什么山、什么水、什么样的人。我用手机传回的照片她一直留着，占得空间太大，老手机总卡死。以前我不以为意，以为她只是关切我在外的生活。现在想起来，她是借我的眼睛、腿脚和言语，一次次完成远游。如今母亲已七十岁，一辈子的烟熏火燎、风吹雨打，让她视物极度模糊。所谓母子一场，不过是她为你打开生命和前程，你揭开她身后沉默的黄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