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九五年的那个早上，橘子商贩压价，父亲不愿妥协，最后说：老表，今年先不批了，再看看吧。我们目送那辆东风牌卡车绝尘而去。父亲蹲在门口抽烟，母亲拿着吃了一半的橘子喃喃自语：越卖越贱，越卖越贱，这是为什么呀。
父亲在镇上的汽修厂上班，也是村里第一个种果树的人。乡邻佩服他，却少有人知道他身体羸弱，常年被胃病折磨，肩不能扛手不能提。就算这样，他每天还是骑车七公里上班，下班回来照顾孩子、打理鱼塘和橘子园，重活都落在母亲肩上。
算了，咱们自己卖。父亲说。六七十担橘子，六千多斤，要卖到什么时候。母亲问。按商贩的价钱批出去，一年的辛苦和肥料钱都换不回来，散卖兴许还能挣点。父亲叹口气：就是散卖，以后你要辛苦些了。母亲没念过一天书，向来听父亲的，也没责怪他，只是隐隐担忧这六千多斤要卖到什么时候。
天还没亮，母亲就催我起床一起赶村集。她右肩挑着沉甸甸的一担橘子，担子随着脚步嘎吱作响。到了集市，她掏出两个小木凳、一扎塑料袋和一杆铁秤，压低声音交代：橘子的价就喊一块八，还价就一块七，十斤以上最低一块六，给我记死了。称的时候秤杆别压太低，也别翘太高，小便宜咱不占，赔本买卖也不做。
早市人不多，还有三四家竞争，多的时候卖七八十斤，少的时候一早上不开秤。母亲却不气馁，开始变花样：把家里种的葱和香菜洗净分成小把，遇到买得多或讨价还价的顾客就搭赠几把，后来又送芹菜或两截甘蔗。顾客欢喜，也不再压价，回头客慢慢多了起来。这法子很快被同行跟风模仿。
后来母亲决定去赶两天一圩的乡镇集市。从家到镇上七公里，坑洼不平，拖拉机很难搭上。大多数时候，她挑着百来斤走三个小时才能到。雨天更惨，我们被溅一身泥，脚一滑就摔。有几次我坐在地上赌气哭喊不走了，母亲就把担子搁在有碎石的地方，长叹一口气骂我：死妮子，不做哪来的东西吃。一边骂，一边把我从泥泞里拉起来。她说，做买卖要穿得清爽干净，我们不是叫花子讨饭。
有一次，一对下乡吃喜酒的夫妻一次买了二十斤，说在市里这么甜又便宜的橘子很难碰到。母亲听进去了，第二天就悄悄挑着一百多斤橘子搭班车去了市里。她回来得特别晚，兴奋地讲城里见到的新鲜事，又心疼那一碗一块钱的米粉：大半斤橘子才换一碗米粉，明明橘子更金贵。后来她又去了两次，一次为了赶末班车只能便宜批发，一次被查到没交摊位税罚了十八元。算了账不划算，就决定不再往市里跑。
我好奇不识字的母亲怎么能一个人找到城里的水果市场。她笑我：傻妮子，有嘴走遍四方，念书要开口，做生意要张嘴。我问她怕不怕，她说最怕的是橘子卖不出去、卖不上好价钱。
那段日子全家最开心的事，就是母亲收摊回家后围着她数钱。长年超负荷劳作，让母亲的腿落下关节病。每晚我都给她涂药拍腿，她咬着牙说：不够有力，再重点，打得痛才好得快。年后我们几个姐妹都顺利报到上学，没拖欠一分学杂费，屋里还剩两千来斤橘子，不少已经泛绿发霉。母亲每天挑拣，提着一桶烂橘子到堂屋坐着，把半坏的剥开，坏的部分丢掉，吃着没坏的瓤，一边吃一边说：真甜，真甜。
橘子卖到五月中下旬。卖完那天，父亲买了母亲爱吃的菜，又亲自下厨烧了酸辣汤，一脸愧疚地说：今年的橘子批发价就算再贱也要卖掉，不能让人这么遭罪了。母亲笑着说：人活着哪有不遭罪的。我插嘴说还是做猪好，不遭罪。母亲拿筷子敲我一下，一本正经地说：做人遭了罪，但能享福；猪享了福，却要遭大罪。全家大笑，一口酸辣汤呛得我泪流满面。那年我十一岁，上小学六年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