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乌台诗案，到底是因为哪些诗文获罪，案件最终给他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我早年读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比如《念奴娇·赤壁怀古》《前赤壁赋》，常常只感慨文字的旷达，没有仔细追溯，这份心境转变的源头，便是乌台诗案。从前总以为，仅仅一两首小诗惹祸，等到翻阅《续资治通鉴长编》与苏轼本人的供状，才明白这并不是简单几句诗词的纠纷，是新旧党争裹挟之下，一场针对文人的文字审查。

乌台，就是御史台，汉代御史府树上多乌鸦，故而得此别称。北宋神宗时期，王安石推行新法，朝堂分裂成新旧两党。苏轼并不完全属于旧党，他认可富国强兵的初衷，却看到新法推行过程中地方官吏苛政扰民，于是常在诗文之中记录民间疾苦，委婉表达自己的看法。这些文字，后来被新党官员挑拣摘录，当成攻击他的证据。

弹劾的奏章送到神宗面前，指控苏轼写的诗文讪谤朝政，讥讽皇帝推行的新法。他们从苏轼的诗集、书信里，逐句寻找可以罗织罪名的句子。有写农田水利、青苗法推行之后百姓困苦的句子，有感叹地方徭役繁重的诗句，哪怕是寻常咏物写景的小诗，也被刻意引申解读，说成是暗讽朝廷。在当时的弹劾者看来，苏轼名气太大，他的诗文流传天下，若是放任他不断批评新法，会动摇新政推行的舆论基础。

朝廷下令将苏轼从湖州任上抓捕，押解前往汴京，投入御史台狱中。在狱中，苏轼被反复讯问，交代每一句诗文写作的缘由、写给何人，很多多年前写下的小诗，都要一一解释其中含义。他一度以为自己难逃一死，甚至写下两首绝命诗托付给弟弟苏辙。

宋神宗本身并不想处死苏轼。北宋自太祖起，立下祖制，不轻易杀士大夫。加上朝堂之中不少大臣为苏轼求情，连已经退居江宁的王安石也上书，说岂有盛世而杀才士乎。多方力量斡旋之后，案件落下帷幕。苏轼免去死罪，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但是不得擅自离开黄州，没有实权，属于被监管的罪臣。

乌台诗案之前，苏轼的文字才华横溢，意气风发，多有锋芒。经历牢狱、贬谪之后，他来到黄州，生活窘迫，需要开垦城东一片坡地耕种，自号东坡。在黄州的数年，他褪去早年的锐气，开始思索人生得失、生死荣辱。《赤壁赋》《定风波》都是在黄州创作。从前的文字多是向外议论世事，黄州之后，他更多向内观照，在苦难之中寻得旷达的人生态度。

这件案子影响的不只是苏轼个人。乌台诗案作为北宋典型的文字狱，也让很多文人下笔时多了一层顾忌。在此之后，士大夫写诗作文，会更加小心，避免文字被人曲解拿来罗织罪名。当然，这场劫难没有磨灭苏轼的才情，苦难反而拓展了他文字的境界。

很多人讨论乌台诗案，常常简化成单纯的诗词得罪皇帝，其实底层是新旧党争的政治博弈。诗文只是用来攻击对手的工具，那些被挑出来的诗句，本意大多只是记录民间疾苦，抒发个人观感，并非刻意谋反。但在党争激烈的环境下，文字很容易被无限解读，酿成大祸。读懂乌台诗案，再去读苏轼黄州时期的作品，就能读懂藏在旷达背后，那场生死危机留下的印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