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给韩愈的评语——认为他扭转了八个朝代的文风。
韩愈与柳宗元被合称「韩柳」，是唐代古文运动的两位主将。他们的共同主张今天听上去很朴素：文章要写实在的内容，不要堆砌辞藻与对偶。但在当时，这意味着要与流行了两百多年的骈文传统对抗。
两人的年龄差不大：韩愈生于 768 年，柳宗元生于 773 年，相差五岁。他们的仕途与命运却岔得很开。
最关键的一次分岔，是永贞革新。贞元二十一年（805 年），唐顺宗即位，王叔文、王伾等人主持了一场时间很短、动作很猛的改革，包括罢免贪官、限制宦官兵权、取消部分进奉等。柳宗元是这场改革的参与者之一。改革很快失败，主持者被贬，柳宗元也因此被贬到永州做司马——这就是他在永州的十年（805—815 年）。
而韩愈对这个政治集团持批评态度。也就是说，两位在文学上并肩的战友，在政治上分属不同的阵营。这件事在文学史上很有意思：他们可以反对同一个东西（骈文的空），却站在不同的政治位置上，而且在各自的文章里都说得理直气壮。
被贬之后的柳宗元写出了他一生最重要的作品。永州十年的散文，包括《永州八记》系列，把山水游记写成了带有个人心境的完整文学形式。他后来又被调任柳州刺史（815 年），在柳州只活了四年，819 年去世，年仅四十六。
柳宗元死后，韩愈写了两篇重要的文章：《柳子厚墓志铭》与《祭柳子厚文》。墓志铭里，韩愈既讲了柳宗元的文学成就，也记录了一件很实在的政绩——柳宗元在柳州时，设法帮助当地因欠债而卖身为奴的人，用制度性的办法让他们有条件赎回自由。一篇墓志铭能把一个人做过的好事记得这么具体的，并不多。
韩愈自己的贬谪经历也十分惨烈。他因上《论佛骨表》劝阻迎佛骨，触怒唐宪宗，被贬潮州。他在赴潮州的路上写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早上上表，晚上就被贬到八千里外。到潮州后，他还写了《祭鳄鱼文》，那种语气与执拗，一看就是韩愈。
后人对两人的评价各有侧重。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里给韩愈下的评语是「文起八代之衰，而道济天下之溺」——把韩愈放在扭转整个文学史走向的位置上。柳宗元则更多被赞为清峻深沉，他的山水游记与寓言（如《三戒》）在中国散文史上几乎无可替代。
所以「韩柳」这个并称的特别之处在于：它不是「朋友搭档」型的并称，更像「同一条战线的两员大将」。他们书信往来、彼此推重，也各有自己的政治选择与命运结局；一个活到五十七岁，做到吏部侍郎，晚年名声极盛；一个四十六岁死在贬所柳州。文学史上把他们并列，是因为他们合起来改变了文章的方向——而这一点，跟他们私下是否亲密关系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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