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三有烦恼，情绪低落，郁郁寡欢。认识的人都奇怪：何三跟老婆吵架了？被领导批评了？还是舍不得退休？
何三是上海人，在一家区级机关工作，马上到点要退休了。
可他烦恼的不是生活，不是工作，也不是即将退休，而是去了一趟重庆，参加了一次支边青年的聚会。
何三是七一届的支边青年，去的是云南西双版纳。那是兵团建制，上海知青、云南知青、四川知青混编在一起。何三所在连队大多是四川重庆的，几年下来，他和重庆知青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老人家去世，四人帮倒台，西双版纳的支边青年掀起回城的巨浪。何三和他的重庆兄弟一起，经历过大罢工、集体绝食、卧轨、北上请愿等一系列抗争，终于在1978年10月，像溃堤的潮水般，几十万人抛下数年辛苦栽下的橡胶林，抛下同吃同住结下的兄弟情义，甚至抛下爱情的结晶——亲生孩子，回到原户籍所在的城市，开始各自际遇不同的新生活。
当年回城的支边青年，原则上由各自父母所在单位接纳；没有父母的，由兄弟姐妹甚至近亲的单位接纳。于是，不同的人生道路就从这里岔开了。
何三比较幸运，父亲是机关干部，他便进了机关做勤杂工，随后几年纳入了财政正规编制。
重庆那些兄弟，最初几年还偶尔通信。随着经济大潮涌起，各自成家立业，都为小家操劳打拼，昔日的兄弟情谊渐渐淡了，慢慢疏远了，后来几乎断了往来。
前不久，何三意外得知，当年的支边青年要搞个聚会，还邀请了他。血液一下沸腾起来，潜藏心底的记忆浮上心头——那个让人疯狂的青春年代，那些同生共死的兄弟姐妹，这么多年过去，你们都还好吗？何三想都没想就订了机票，带着一大包上海土特产、香烟酒水，乐呵呵地飞到重庆，参加了当天的聚会。
欢欢喜喜地去，满面愁容地归。何三到底在烦恼什么？
久别重逢，知哥知弟知姐知妹喜极而泣，你打听我、我打听你，热闹非凡。当晚更是推杯换盏。喝光了白酒，喝光了红酒，喝光了几箱啤酒。席间响起当年老傣教的“水、水、水”吆喝声，也唱起当年改编的语录歌。大家仿佛又回到了那战天斗地的年月。何三真高兴，像回到了兄弟们的茅草屋。毫无悬念，那晚大家都醉了。
第二天宿醉未消，何三就感到一阵阵凉意：昨晚还撸起袖子称兄道弟的哥们，怎么忽然就揣着敌意了？冷冷的眼光，冷冷的话语。何三极力检点，自己有什么地方冒犯了兄弟们？
每个兄弟都握手拥抱了；每个兄弟的家眷都寒暄问候到位了；小礼品都送到每人手上，香烟也像当年那样，发一支夹在手上、再别一支在耳边；酒敬遍了，回敬也都一口见底；只有五分的酒量，都撑到了十分，当街吐得翻肠倒肚也跟大家一样。没有失礼的地方啊。
何三渐渐想起来：酒酣耳热，大家纷纷说起近况，他也不例外。他说了什么？他说自己在政府机关工作，工资不算高，但每月吃喝拉撒基本不动工资；房子一百多平不算很好，但地段不错，现在值几百万；有辆小车，儿子在用；儿子最近也考进了机关当公务员，明年就能分到一套房子，小户型经适房，定向分配给机关干部，价格才四千出头，可周边房价是几万；马上要退休了，退休后工资能有小五千，日后的丧葬费还能拿到现工资的二十个月，小几万呢。
说来说去，在座支边青年里，何三混得最好。其他人，要么早被几百块买断了工龄，如今四处打工；要么企业不景气早就内退，每月只有几百块勉强糊口。最差的是当年的营教导员，回城后进了父亲单位的大集体，很快倒闭，没有学历，只好四处打零工做小生意。儿子十二岁那年得了癫痫，家里经济不好耽误了医治，如今非常窘困。头发全白了，背也微微驼了，说话也木讷口吃。可当年他意气风发、精明干练，很早就入了党，提了指导员，又当了教导员。何三一直很敬佩他，把他当成自己的大哥。
何三有点醒悟：莫不是大家把他当成了贪官。于是他像祥林嫂一样，拉着每个兄弟的手解释：“兄弟，我只是机关搞收发的，无权无势。不动工资，是因为单位每月都发购物卡；房子是单位房改后拆迁变大的；车子买来是混车贴的；儿子进机关，是因为父母是公务员可以加分；退休工资高、丧葬费高，那是国家规定的。”
解释来解释去，大家还是冷冷的。何三优渥的生活和兄弟们窘困的处境之间，隔着一道沟壑。分手时没了亲热，连握手道别都勉强，只有教导员和他握手拥抱，然后凑到他耳边说了一句：“兄弟，这不怪你。”
“本是同根生，贡献也相同，待遇低三倍，何以论公平。”何三文化不高，想不到那么深奥的道理，他只是懊恼，怎样才能找回昔日的兄弟情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