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家乡山东清平县，是山东有名的穷地方。我家是个破落的农户，祖父母早亡，我从未见过他们，祖父的疼爱也一点没尝到过。他们留下三个儿子，我父亲居长。两个叔父里，最小的那个无父无母，送给了人，改了姓。剩下两个，上无依靠，孤苦伶仃，寄人篱下，那份难处是说不出来的。恐怕没哪一天真正吃饱过。饿得没办法时，兄弟俩就到村南的枣树林里，捡落在地上的烂枣，勉强填肚子。这段往事我并不清楚，因为兄弟俩谁也没对我讲起过，大概是因为太可怕、太悲惨，他们不愿再揭旧伤，也不愿让后辈留下惊心动魄的回忆。
可乡下终究待不下去，待下去只能饿死。不知怎么一来，兄弟俩商量好，到大城市去闯一闯，寻条活路。最近的大城只有山东首府济南。两个毛头小伙子、两个乡巴佬，到了人烟稠密的大城里，举目无亲，碰过多少困难、遭过多少波折，这一段我也不清楚，大概也是同一个缘故，他们谁都没对我讲过。
后来，叔父在济南站住了脚，最多也只像石头缝里的一棵草，艰难地挣扎着。于是兄弟俩商量：弟弟留在济南挣钱，哥哥回家务农，指望着有朝一日混出点名堂，即使不能衣锦还乡，也得让人另眼相看，为父母、也为自己争一口气。
可务农得有田地，这是最简单的道理，而我家缺的正是这个。祖父大概留下几亩地，父亲就靠它过活。至于他怎么侍弄这几亩地、又怎么成的家，对我来说又是一个谜。
我就是在这时候来到人间的。
天无绝人之路。正在这时或者稍早一点，叔父在济南失了业，流落到关东，用身上仅存的一块钱买了湖北水灾奖券，竟中了头奖，据说得了好几千两银子。我们家一夜之间成了暴发户。父亲买了六十亩带水井的地，为了扬眉吐气，还要盖大房子。一时没有砖，他就昭告全村：谁愿意拆自家的房把砖卖给他，他出几十倍的价钱。老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别人的房子拆了，我们的房子盖起来了，东西北房各五大间，大门朝南，极有气派。兄弟俩总算争回了这口气。
可惜好景不长。我父亲是乡里朱家郭解一类的人物，仗义疏财，忘乎所以。有时到外村赶集，一兴起，全席棚里喝酒吃饭的人他都请了客。据说没过多久，六十亩好地被卖掉，新盖的房子也把东房和北房拆了卖砖瓦。这些砖瓦买进来时贵如黄金，卖出去时贱如粪土。一场春梦，终究成空，我们家又成了破落户。
到我记事的时候，家里已经穷得相当可以了。一年大概只吃一两次“白的”，也就是白面，吃得最多的是红高粱饼子，棒子面饼子都算珍品。春天夏天，我割了青草，或是劈了高粱叶，背到二大爷家喂他的老黄牛，赖着不走，就为等一顿棒子面饼子打打牙祭。夏秋两季，对门的宁大婶、宁大姑常带我到外村地里拾麦子和豆子，把拾来的一小把麦子、豆子交给母亲。不知要攒多少次，才勉强打出点麦粒、磨成面，吃上一顿“白的”。我自然觉得像吃龙肝凤髓。但我从不记得母亲吃过一口，她只是坐在那里，瞅着我吃，眼里似乎有些潮湿。我那时哪里懂得母亲的心！可我隐隐约约也立过一个决心：有朝一日长大了，也要让母亲吃上“白的”。可“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还没等我有能力让母亲吃上“白的”，母亲就舍我而去，留下一个终生难补的遗憾，抱恨终天。
我们家，父亲那一辈大排行十一个兄弟，有六个因为家贫下了关东，从此音讯全无。留下的只有五个，其中一个送了人，前面已经说过。这五个人里，只有大大爷有一个儿子，又不幸早亡，我从没见过。我出生以后，就成了唯一的一个男孩。这在封建社会里意味着什么，大家自然明白。在济南的叔父只生了一个女儿。于是兄弟俩一商量，要把我送到济南。当时母亲是什么心情，我太年幼，完全不懂。很多年后才听人告诉我，母亲曾说：“要知道一去不回头的话，我拼了命也不放那孩子走！”这一句不是我亲耳听见的话，却终生在我耳边回荡。“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