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安得广厦千万间"写于何时？他自己的房子当时怎么样了？

上元二年（七六一）八月，成都的一场大风把杜甫的屋顶掀了。

当时他住在浣花溪边的草堂。这座草堂是前一年春天才建起来的——乾元二年（七六〇），他携家入蜀，先在成都西郊的浣花溪畔搭起草堂，靠的是严武、高适等朋友的接济。这是他半生流亡之后第一次有个固定的住处，前后住了约四年（中间因避乱离开过一段时间）。

草堂本身并不结实，屋顶铺的是茅草。

那场风来得很猛。「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秋天的风在高空怒吼，把屋顶上三层茅草一起卷走。接下来的两句写草的去向极具体：「茅飞渡江洒江郊，高者挂罥长林梢，下者飘转沉塘坳。」——飞过江去洒在江边，高的挂在树梢上，低的飘进低洼的塘里。

然后是最让人心里不好受的一段：南村的孩子们见他年老无力，当着他的面把落在地上的茅草抱走了。他喊，喊不住。

「南村群童欺我老无力，忍能对面为盗贼。公然抱茅入竹去，唇焦口燥呼不得，归来倚杖自叹息。」

这里要说一句公道话：那些孩子未必是坏，多半是穷——茅草在成都郊外是可以当柴烧、可以盖屋的物资。杜甫自己也明白，所以他最后只是拄着拐杖回来，自己叹气。他没有真的骂孩子，他只是把「我连一把草都追不回来」这件事原样写下来。

天黑之后，雨来了。

「俄顷风定云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铁，娇儿恶卧踏里裂。床头屋漏无干处，雨脚如麻未断绝。自经丧乱少睡眠，长夜沾湿何由彻！」

被盖用了多年，冷硬得像铁；孩子睡不安稳，把被里蹬破了；屋顶漏雨，床边没有一处干的地方；雨像麻线一样密，下个不停。最后那句「自经丧乱少睡眠」——自从安史之乱以来，他就很少睡得着了。这场雨、这个不眠之夜，不过是四年多来无数个夜晚的延续。

就在这一刻，诗忽然转向了。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怎么才能得到千万间宽敞的房屋，让天下的寒士都有遮风避雨之处，都能露出笑颜？到那时候，就算我的房子破了、我冻死，也心甘。

这首诗被称颂了一千多年，原因就在这个转折上：一个人在自己最狼狈的时刻，想到的不是自己。

但我想补一句更实在的话：这个转折之所以有分量，恰恰因为他前面把「冷」写透了。布衾冷似铁、床头无干处、雨脚如麻、长夜沾湿——这些是身体层面的、具体到皮肤的细节。没有这些，那句「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只是一句漂亮的口号；有了这些，才知道他是在什么样的处境里说出这句话的。圣人的前提是先当一个真实的人。

【补一段】

还有一个词需要说清楚：「寒士」。

它指的并不是所有受苦的人，而是读书人、士人阶层——也就是杜甫自己所属的那一群人。「大庇天下寒士」的理想是有时代边界的：他能共情的是「士」，不是农民、不是工匠、不是奴婢。这是这首诗的局限，也无需替他掩饰。

但那个时代的伟大之处也正在这里：他把「士」这个范围扩大到了「天下」——不是我的乡里、不是我的亲友、不是我的门第，而是天底下所有和我一样困顿的读书人。在一个讲究门第与圈层的社会里，这一个字的跨度已经相当惊人。

杜甫写这首诗时四十九岁。安史之乱爆发于天宝十四载（七五五），此后他经历陷贼、逃亡、贬官、弃官、入蜀，五年间换了无数住处。草堂那几年是他中年以后最安稳的一段，即便如此，生活仍旧窘迫到要靠朋友接济。再过四年（七六五），严武去世，他离开成都，乘舟东下，最后病逝于湘江上的一条船里，五十九岁。

「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他后来真的没有再拥有一座自己的房子。

这首诗的体裁也得说一下。它叫「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属于歌行体。歌行的规矩比律诗松得多：句子可以长短不齐，可以换韵，篇幅随意，适合叙事和抒情掺着来。这首诗里，前面用仄声韵写风、写雨、写冷，后面转成平声韵写那句愿望，韵脚一变，情绪的方向也跟着变了。杜甫写这种体裁极顺手，他的《兵车行》《丽人行》《哀江头》都是歌行。

但草堂那几年并不全是苦。同一时期他还写过「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春夜喜雨》），写过「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江畔独步寻花》），写过「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那首二十八个字的小绝句，是他一生中最明亮的画面之一。

把这些和《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放在一起看，才是完整的草堂岁月：一个人终于有了住处，种了树，开了菜园，看花、看雨、看鸟，也会被一场大风打回原形。杜甫的可贵在于，他在明亮的年份里写得明亮，在漏雨的夜里写漏雨，从不统一口径。

还有一层关系要交代：草堂能建起来，靠的是严武。严武两次镇守蜀中，与杜甫是世交，对他多有接济，后来还荐他做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工部」这个称呼就是从这里来的。永泰元年（七六五）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随即离开成都。

这首诗的影响也值得追一句。「安得广厦千万间」这一句开创了一种句式：先设想一个不可能的条件（安得……），再推出一个利他的结果。两百多年后，范仲淹在《岳阳楼记》里写「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结构上正是这一路的延伸——从个人的苦难出发，最后落在对他人处境的承担上。

中国文人理想主义最动人的表达，几乎都是这么写成的：不是站在高处宣布主张，而是在自己最难的时候，说出一句「如果可以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