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电话里，何西向父亲提出借十二万元买房款。父亲先沉默了一会儿，说不太好回老家，还要做核酸，估计自己也觉得这理由荒唐，又说过年时刚存了两年定期，现在取太亏。最后他答应找亲戚帮忙凑一点。挂断电话，何西有些失落，父亲显然不想借钱给他。
这是二○二一年五月的事。生活在深圳的何西和妻子看中了一套六十平方米的二手房，夫妻俩凑了六十多万，只差最后十二万就能上岸。他们在深圳省吃俭用拼搏了三年多，最大的梦想就是有个小家，然后落地生根。临门一脚，两个好兄弟都出了力，反而是最亲的人不肯伸手。
事情在家族群里引起风波。姑姑亲自打电话给何西的父亲，说他每月工资一万多，不到两年就能还你，你现在帮他，以后养老还要指望他。母亲在电话里说，你爸也不是不愿出钱，除非你们回铜仁或者贵阳买房，离老家近一点。学社会学出身的妻子提醒何西，父亲应该是有别的顾虑，父子俩该好好聊聊。
父亲何明伟素来沉默寡言，父子交流很少。何西还是拨通了电话，两个人谈得不欢而散。何明伟很生气，也感到寒心，觉得所有人只想着他的钱，不榨干他誓不罢休。何西也愤愤不平，研究生毕业这么多年，他没向家里伸手要过一分钱，连结婚也没要父亲帮忙，何况现在是借，又不是不还。
何明伟前半辈子是农民，后半辈子在工地上度过。他皮肤黝黑、身体瘦弱，手上满是老茧和伤痕，打工比谁都卖力，没活干时比谁都着急。工友说，别看你现在苦，二十多年培养出一个重点大学的研究生，以后等着享福了。他没想到的是，这背后是个无底洞。
费孝通用反馈模式概括中国传统的家庭代际关系，父母养育子女，子女反哺父母。西方家庭则是接力模式，子女成年后家庭这个共同体便随之解散。这些年学界曾预测中国家庭会走向西方式的接力模式，可随着八五后、九○后先后进入而立之年，人们发现事情并非如此：他们自身经济实力较差，还没做好独立准备，即便结婚成家，仍需要父母扶持。这是一种新的家庭模式，扶持型。当下老年人的共同困境是，一边子女远未独立，一边自己的老年生活已经到来。
关于不出钱的事，何明伟说出最直接的担忧：如果以后他们不孝顺我，不管我的死活呢，我得留一条后路。他开始反思自己的老年生活，担心要是瘫痪了怎么办。早些年他计划等孩子们成家立业就回老家养猪种菜，勉强养活自己，可这个计划也无法实现了。六年前乡里扶贫拆迁，他们被安置到市区。年轻人欢呼雀跃，他们却忧心忡忡：进了城消费变高，没地可种，又找不到工作。老了怎么办成了大家最热衷讨论的话题，微信群里传的都是养老院的资料。
几天后，何明伟跟工头请了假，从浙江回老家，把钱转给了儿子。他在微信上发了一段话：你们背着房贷，压力恐怕更大，先不说还不还的问题。等以后我要是动弹不得，你们别连电话都不打一个。
二十六岁的孟然把这种处境称为隐性啃老。他专科毕业，在南昌工作，收入不算差，二○二○年结婚，还没准备好，第一个孩子就出生了。彩礼、买房、买车是结婚的硬指标，一系列人生大事安排下来开销接近八十万，单靠自己，他不清楚四十岁之前能不能成家。人们对啃老族的界定是成年、不工作、靠父母供养，可孟然觉得，是现在的社会形势迫使他被动啃老。去年结婚，父亲把银行存折递给他时说，我们这一辈子最后的钱都给你了，他突然有些愧疚。
二十年前，美国心理学家阿奈特提出成年初显期的概念，指十八到二十九岁这一年龄段。生理上他们已成年，但在社会意义和心理层面，距离独立安定还很遥远。进入信息经济社会后，年轻人要经历更多教育和培训才能找到工作，更长的教育时间也推迟了结婚生子。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在当今社会，成年并不是什么值得向往的事情。成年延迟是现代工业社会的共同现象，从美国到日本再到中国几乎无一例外，代价自然就转嫁给了上一辈。
对年老的父辈来说，如何减轻子女负担远不是唯一要考虑的，另一个棘手的问题也浮出水面：怎么避免成为子女的负担。六十六岁的蒋民峰想用最后的积蓄买一套新房，可以坐在阳台上晒一早上太阳的那种，逃离那间残破逼仄的单位房。他一生办成了几件大事，养育了两个读研究生的女儿和一个儿子，还帮儿子垫资开公司。可房子还没买，他就在二○一九年年底生了一场病。他给长沙的儿子打电话，儿子生意忙，没说几句就挂了，远嫁的女儿也爱莫能助。他突然想，要是哪天死在家里，是不是也没人发现。
何西后来理解了，为什么父亲要求他回老家买房，否则不愿借钱给他。因为父亲很清楚一个残酷的现实：只有离得近，老了之后他才有依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