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那些美得扎实厚重的花，比如百合、荷花、木棉；也喜欢那些美得让人发愁的花，尤其是开在春天的，花瓣薄得几乎要没有，像桃花、杏花、李花、三色堇或波斯菊。
花的颜色和线条总还比较“实”，花的香却介于虚实之间。有的花，像夜来香，香得又野又蛮，是“花香欲破禅”的那种香法；含笑和白兰的香是荤的，茉莉是素的，素得可以入茶；水仙更美，一株水仙的倒影简直是一块明矾，能把一池水都弄得干净澄澈。栀子花和木本株兰的香，总在日暖风和的午后才香得出来，所以也特别让人着急，因为不知什么时候就没了。
树上的花是小说，有枝有干地攀在横交叉的结构上，俯下漫天华美，“江边一树垂垂发”“黄四娘家花满蹊，千朵万朵压枝低”，那里面有多层次、多角度说不尽的故事。
草花是诗，因为矮，像刚从土里蹦上来，是一种精粹、鲜艳、凝聚、集中的美。散文是爬藤花，像九重萝、荼蘼、紫藤、茑萝，乃至牵牛花、丝瓜花、扁豆花，都有一种走到哪里就开到哪里的潇洒。爬藤花看着漫不经心，等开完整个季节再回头看，竟没有一篇是没有章法的——开在疏篱间的、泼在花架上的、哗哗流下瓜棚的、任性地淌在坡地上的，还有调皮刁钻爬上老树、把枯木开活了的……它们各有风格。真的，丝瓜花有丝瓜花的文法，牵牛花有牵牛花的修辞。若要挑一种花称得上舞台剧，大概就是昙花了。它是彻底的时间艺术，在丝帷开合之间即生即死，每一秒都在“动”，严守古典戏剧的“三一律”——“一时”“一地”“一事”。使我感动的不是那一夕之间偶然白起来的花瓣，也不是偶然香起来的细蕊，而是那几乎听得见、砰然有声的拆展过程。
文学批评若用花来比，大概像仙人掌花，高大吓人，刺多花少，却大刺刺地像一声轰雷拔地而起——当然，好的仙人掌花还是漂亮得要命。
水生花的颜色天生就好，是极鲜润的泼墨画。水生花总叫人惊讶，仿佛好得有点不合常理。大地有花已经够好，山谷有花已经够好，居然水里也冒出花来，简直不可信，可它偏就着了邪似的在那里。水生花是荷也好，睡莲也好，水仙也好，白得让人手足无措的马蹄莲也好，还有那种紫簌簌涨成满满一串的布袋莲也好，都有一种奇怪的特色：它们不管开出几里地，看起来每朵都是清寂落寞的，那种伶伶然、仿佛独立于时空之外的悠远。水生花大概是一阕属于婉约派的小词，在管弦触水之际，偶然化生而成的花。
不但水生花，连水草像蒹葭、像唐菖蒲、像芦苇，都美得令人发愁。一部《诗经》，是从一条荇菜参差、水鸟合唱的水湄开始的——不能再想了：那样干净的河，那样干净的水，那样干净的草，那样干净的古典爱情……一想，便让人有种身为旧王族被放逐后的悲恸。
我们好像真的就要失去水了——干净的水——以及水中的花。
一到三月，校园里有些熬不住的相思树就哗然一声，把那种柔黄的小花球在一夜之间全释放出来。四月以后，几乎所有的树都撑不住了，索性一起开起花来，把一整年的修持都破了戒。我一向喜欢相思树，不为那名字，而为那满树细腻的小叶子，一看到就想到“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相思树的花也细小，简直有点不敢张扬，可整球整球地看、整树整树地看，依然很艳、很逼人。
跟儿子聊天，他忽然说：“我们班上每个人都像一种花。”我问：“谢婉贞是哪一种？”谢婉贞是他觉得最不同凡俗的女孩。“她是荷花。”“为什么？”“因为一个夏天都是又新鲜又漂亮的。”“那你自己呢？”“我是玫瑰，”他停了一下解释，“因为到死都是香的。”这样的以香花自喻，简直是屈原，真是出语惊人。
春天，我总带小女儿去看令人眼花的杜鹃。她还小，杜鹃对她而言几乎是树。她不太专心看花，倒是很专心地找那种纺锤形的小蓓蕾，找到了就大叫一声：“你看，花Baby！”她似乎只肯认同那些“花婴”，不厌其烦地沿路把那些尚未启封的美丽一一灌注上她的欢呼。
旅行美国，最喜欢的不是夏威夷，不是佛罗里达，不是剧场，不是高速或迪斯尼，而是荒地上的野花。在亚利桑那，车行几小时，路边全是迤逦的野花，黄粲粲地一径开向天涯，倒让人怀疑那边种着一种叫“野花”的农作物，野牛和印第安人像随时会出现似的。多么豪华的用地方式——不盖公寓，不辟水田，千里万里只交给野花去发展。
在芝加哥，朋友开车带我去他家，他看路，我看路上的东西。“那是什么花？”“不知道。”“那种鸟呢？”“不知道，我家附近多的是。”他兴致勃勃地说冬天怎么被大雪困住、回不了家，只在外面住了几天旅馆，又说西尔斯大厦怎样比纽约现有的摩天楼都高一点。可我固执地想知道那种蓝紫色的、花瓣舒柔四伸如绢纱的小花。我愈来愈喜欢这种不入流的美丽。一路东行，总见那种容颜，终于在波士顿，我知道了它的名字：“蓝水手”，Blue Sailor。像一个年轻男孩，一旦惊讶于一双透亮的眼睛，便忍不住千方百计去知道她的名字——知道了又怎样，其实仍是一样，只是独坐黄昏时，让千丝万缕的意念找到一个虚无的、可供挂迹的枝柯罢了。知道你所爱的一种花，岁岁年年，在异国的蓝空下安然开着，虽不相见，也有一份天涯相共的快乐。
《诗经》有个别名，叫葩经，让我觉得桌上放一部《诗经》，简直有一种破页而出的馥郁香气。
中学在南部念书，校园大，每个学生都分一块地来种，那年我们种长豇豆。不知为什么，小小的田里竟长出一朵小野菊——也许它的前身就跟豇豆的前身同在一片田野，收种子时又混在一起，于是不经意也播在了一起；也许是今春偶过的风，带来偶然的一抹色彩。后来老师要我们拔野草，我拔了。“为什么不拔掉那棵草？”“它不是草，”我抗议，“它是一朵小野菊。”“拔掉，拔掉。”他竟动手拔了，“你不知道什么叫草——不是你要种的东西就是草。”我是想种豇豆的吗？不，我并没想种豇豆，我想种的只是生命。许多年过去，我仍记得那丛被剥夺了生存权的小野菊。那花被种在菜圃里，或者真是不幸的。
有一种花叫爆仗花，我真喜欢这名字——因为有颜色，有声音，还几乎是个进行式的动词。那种花在香港比较常见，属于爬藤类，花不大，澄黄澄黄的像千足的金子，一开就狠狠开满一架子，真像屋里有什么喜事，那样一路噼里啪啦、声势壮烈地燃响那欢愉的色彩。还有一种花名也取得好，叫一丈红，很古典，又很泼悍。其实那花倒也平常，只因那么好的名字，看起来只觉得是一柱仰天窜起的红喷泉，从下往上喷，喷成一丈，喷成千仞，喷成一个人想象的极限。
有些花，只在中国语文里出现，在教科书里却不成其为花，像雪花、浪花。所有的花都仰面而开，唯独雪花俯首而开；所有的花都在泥土深处结胎，雪花却在天空高处成孕。雪花以云为泥，以风为枝桠，只开一次，飘过万里寒冷，单单要落在一个赶路人温暖的衣领上，或一个眺望者朦亮的窗纸上，只在六瓣的秩序里美那么一刹，然后回归为半滴水，回归入土。浪花只开在海里，海不是池塘，长不出大片紫的、白的、粉的花，上帝就把浪花种在海里，海里每一秒都盛开着浪花。有什么花能比浪花开得更巨大、更泼旺，那样旋开旋灭，那样方生方死，却四季不凋，直开到地老天荒。人站在海边，浪就像印度女子佩然生响的足环，绕着你的脚踝灿然作花。有人玩冲浪，看起来整个人都开在花心里，站在千丝万绪的花蕊里。把浪说成花，只有中国语文才说得那么好。
我讨厌一切的纸花、缎带花和塑胶花，总觉得那里面有一种越分、一种亵渎。还有一种“干花”，脱了水，苍黄古旧，是花中的木乃伊，永远不枯，可常年摆在案头，让人觉得疲倦不堪。不知为什么，正因为它永远不死，反而让你觉得它似乎从未光灿生猛地活过。我只愿意爱鲜花，爱那明天就握不住的颜色、气息和形状——由于它明天就要消失，所以我必须在今天用来不及的爱去爱它。我要好好注视它，它每一刹那的美其实都是它唯一一次的美，下一刹，或开或阖，它已是另一朵了。
我对鲜花的坚持，遇见玻璃花便破例了。哈佛的陈列室里有一屋子的玻璃花，那么纤柔透明——也许人造花做到极好之后，就有一种近乎泄露天机的神秘。也许我爱的不是玻璃花，而是那份已成绝响的艺术：那些玻璃花是一对父子做的，他们死后便失传了——花做得那么好，当然也不是传得下来的。我真的不知道，我是爱上那做得特别好、晶莹得虚幻的花，还是爱那花后面一段寂寞的故事。
我爱花，也许不完全是爱花的本身，爱的是那份乍然相见的惊喜。有一次去海边，心里准备好是要看海的，海边有一座小岩岬，我们爬上去，希望看得更远，不料石缝里竟冷不防冒出一丝百合花来，白喷喷的。整件事差不多有点不讲理：来海边当然是要看海捡贝壳，没谁想看花，可意外遇上花，不看又不忍心。它自己没有工作进度表，也不管别人的旅游日程——那朵花的可爱，全在它的不讲道理。
我从来没法在花展中快乐。看到生命那么规矩地站在一列列瓶瓶罐罐里，还合理地标上身价，就让我觉得丧气。听说有一种罐头花，开罐后几天一定开花，那种花我还没看就先腻了。生命不该充满神秘的未知吗？有大成大败、大悲大喜，不是才有激荡的张力吗？文明取走了莳花者犯错误的权利，使他的成功显得像一团干蜡般无味。我所梦想的花，是那种可以猛悍得在春天早晨把你大声喊醒的栀子，或是走过郊野时闹得人招架不住的油菜花，或是清明节逼得雨中行人连魂梦都走投无路的杏花——那些各式流派的日本花道纳不进去、市价标不出来、不肯许身就范于园艺杂志的、那一种未经世故的花。
让大地是众水浩渺中浮出来的一项意外，让百花是莽莽大地上扬起来的一声欢呼！
